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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重拾思南精神的家园——中和山

——初探优先发展教育使思南成为明朝黔东重镇的史料(二)

□梁茂林

  (续接上期)除军屯外,明朝又采取调派方式,有组织地将大批普通民户移入贵州,开展“民屯”,作为稳固对贵州实行统治和开发的支柱。《明史·食货志》曰,“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从者为民屯,皆敛之有司”。民屯之户称为“民户”。明代移居贵州的民户可分为六类:一是人多地少的内地农民,由政府安排集体迁来地广人稀的贵州屯种,即民间称为“调北镇南”而来的汉人。二是灾荒年,邻省人民逃难入黔谋生者。如《思南府志》载:“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数多”。三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有的流入贵州渐渐定居。陈友谅弟陈友德兵败鄱阳湖,携亲眷逃居水东,其三子陈明、陈意、陈志落籍水西。明玉珍其子明升降明后,子孙部分散落于黔北。四是落籍于此的各地商贩。卫所的建立、流官府州县的设置,以及驿道的开通,便利于邻省商贩入黔贸易。《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谓:镇远府“辰沅以此为上游,云贵以此为门户,商贾辐辏,物货富饶,亦徼外一都会也”,其中不少商贩日久渐落籍于黔。五是从内地逃亡而来的“罪犯”,即嘉靖《思南府志》所谓的“四方流冗亡赖匿命此焉”之类。六是被流放充军之人,即《嘉靖贵州通志》卷一所载的“江右川湖贩商流从罢役逃”者中的“流从”和“罢役”。

  明初植入贵州的移民多是四川和江南人,《嘉靖贵州通志》曰:“蜀中江左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嘉靖贵州通志》卷3)这批移民的汉民,大部分居住在城镇交通沿线,借助卫所及官府的庇护,其余则散布在各地农村。明末万历年间,贵州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县、司、卫、所汉民丁口共有二十五万余,贵州全省(其时,遵义府尚属四川,红水河北岸及荔波县尚属广西,天柱千户所尚属湖广)共有军户72273户,261869丁;民户66654户,250420丁;军民户合计148957户,512289丁。此外,还有46440丁口充当官绅杂役。(《万历贵州通志》卷1)这65万余人均为汉族人口。原军户中十之七八逃离屯堡,隐匿于少数民族村寨的则早已不属于军户丁口的统计范围,所以实际数字还要更大。

  明代移居贵州的汉族军民,人数众多,实力强大,以城镇、屯堡、村落等形式聚居,又有封建国家政权为依托,遂能以民族群体形式生存下来,繁衍开去,并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功能,使原来的“苗夷杂居”之地变为“苗汉杂居”之区。在有明一代,贵州人口的民族构成当中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比重仍大于汉族,处于“夷多汉少”的状况。便有些地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与社会环境,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减少,汉族人口急剧增多,出现“汉多夷少”的局面。如思南宣慰司出产朱砂水银,江西商贾宦游入籍者众;又因地邻四川,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者络绎不绝,所以汉族人口多于少数民族,而且散布面宽,汉文化的传播亦相应深广,出现“夷僚渐被德化,俗效中华”(《大明一统志·贵州志》)的局面。甚至部分土著少数民族也被融进汉族,思南府、新贵县及大方、湄潭等地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等多已“汉化”,“文教覃敷,民俗渐化……可方中州之盛”。(《思南府志》卷1)经过明代外省移民的植入,贵州地区的汉族已逐渐上升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作为西南汉族族群之一的“贵州人”已成雏形。

  三、 建议加大对李渭“中和”思想的研究力度

  从主观原因上讲,是思南有田秋、李渭等优秀教师群体。近些年来,研究田秋的论文、著述渐多,但对李渭的研究仍显得薄弱。因此,我省多名学者先后呼吁,建议加大对以李渭为代表的优秀教师群体的研究力度。

  1997年,《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有贵州师院教授谭佛佑先生文《论黔中王门》,文中把李渭列为黔中王门的重要学者。谭先生说:

  李渭于乡里建“为仁堂”以讲学,从学者一时云集思南,皆有所得。江西万安赖嘉谟随父至思南,首以师礼事之,学成乃去,后以进士起,仕至四川参政。另江西徐云从,曾从罗念庵游,闻渭讲学黔中,负笈远从。“尝谓荆川文人,念庵学人,皆不如渭之笃实。”嘉靖末,思南知府田稔于“为仁堂”故地建为仁书院,成为黔中又一阐明王学的基地,开黔东北一地之学风。清康熙时知府刘谦吉亲题“理学名儒”,贵州巡抚田雯题“周情孔思”额,后巡抚贺长龄又题“以友辅仁”额,可见李渭与为仁书院传播王学的深远影响。

  黄万机、田原著,《黔山灵秀钟人杰——历代英才与贵州文化》,2003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中朝理学名臣》为李渭列传。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万机先生评介了李渭的学术思想后说:

  李渭去世后,耿楚侗为之题铭为“明好学君子之墓”。贵州巡抚向朝廷请建专祠获准,于思南府城建李渭祠,神宗皇帝特赐楹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

  邹元标谪戍都匀卫期间,曾前往清平和思南看望孙淮海、李同野两先生,切磋心学,对两先生道德文章倾心佩服。十几年后,泰和郭子章出任贵州巡抚,邹元标送行时,向子章讲述孙、李、马诸位黔中哲人,惜已作古,无缘识面。郭子章后来撰写《黔记》,特为三先生作传,纳入《理学类》中,结末论云:“王文成与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其闻而私淑者,则有孙淮海、李同野、马内江。读三家著述,真有朝闻夕死可之意,可以不愧龙场矣!”郭子章巡视思南府时,在中和山寺中见到李渭镌刻的“中和”二大字,及李渭所写《观音阁记》石碑,有感题诗于壁,追怀李同野先生。诗云:

  山绕牂牁水满溪,德江深处穴鲸鲵。二田一夕万亡虏,五郡年前冀旧题。

  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

  此诗概述田氏土司覆亡及建省以来“五郡”人文盛况,诗末以李渭媲美柳宗元(河东)、王羲之(会稽),赞许之高,令人惊异。

  贵州师范大学张教授张羽琼著,《贵州古代教育史》,2003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以《好学君子李渭》为李渭立传说:

  李渭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思南府学记》《思南府学射圃记》及《务川县迁学记》等文章中。李渭发挥王阳明的心学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推广教化,让人们学做圣人。为此,李渭认为必须把‘尊孔孟,明道术’作为教育的‘根柢’,要求学生‘志孔孟所志,学孔孟所学’。李渭十分注意道德涵养,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养德’、‘笃行’。认为只要持之以恒,重视身心修养,就会成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人。李渭坚持我国古代儒家教育传统,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批评重功利而轻修养的士林风气,在当时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李渭一生勤于治学,留下丰富著述。据(道光)《思南府续志》记载,有《先行录问答》3卷;《毋意篇》1卷;《大儒治规》3卷;《简寄》3卷;《杂著》1卷;《诗文》3卷;《家乘》12卷等,但多已散失。邹元标谪戍都匀时,“首访清平孙淮海、思南李同野,所至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邹元标为李渭《先行录答问》作序,肯定了李渭“知行一体”、“学贵修行”的理念。万历年间,郭子章莅任贵州巡抚,以未能见到孙、李二人为憾。可见李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学术大师的注意。

  著名理学家耿楚侗认为李渭之学虽由师友得之,但如果不是李渭好学发愤,其学问不可能到达如此境界。李渭去世后,耿楚侗为之题碑“明好学君子之墓”,并撰写墓志铭。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贵州巡抚薛继茂上奏朝廷,获准在思南府为李渭立专祠祭祀,神宗特地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给李渭的道德文章以高度评价。

  可见,《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九,对李渭的评价是有依据的。该志载思南人肖重望(进士、曾任明朝左佥都御使)在《李先生祠记》一文中说:“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知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

  明代思南府优先发展教育,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是成为黔东重镇的前提和基础。

  据张羽琼教授专证,终明一世,贵州共录取举人1759名(其中武举20名),进士137名(其中武进士 32名)。(见《贵州古代教育史》)其中思南有82人中举。

  《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200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据书中提供的数据,1537年开科前,思南府有20人中举;1537-1644年思南府有62人中举。附录举人名录:

  1368-1537年前思南籍举人20人名录

  宣德七年(1432)勾添祥/景泰元年(1450)张绅/景泰五年(1454)安康/天顺六年(1462)王纪/成化五年(1469)邹奭/成化八年(1472)田显宗/成化十六年(1480)石泉/成化二十年(1484)吴溥/成化二十三年(1487)周邦/弘治五年(1492)田谷/弘治十四年(1501)安孝忠/弘治十七年(1504)龚锐/正德六年(1511)吴孟晹/正德九年(1514)田秋、任相/嘉靖元年(1522)李廷嘉/嘉靖五年(1526)郑芹/嘉靖七年(1528)晏应魁/嘉靖十三年(1534)田时中、李渭/1537-1644年后思南籍举人62人名录/嘉靖十六年(1537)陈嘉兆/嘉靖十七年(1538)敖宗庆/嘉靖十九年(1540)田时龙/嘉靖二十年(1541)张庆辰、饶才/嘉靖二十三年(1544)罗国贤、张钦辰、符有光/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绍元、李资元/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调元/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守宗、任效廉/嘉靖三十三年(1553)安守曾、罗廷贤/嘉靖三十四年(1555)戴愈达、李占初/嘉靖三十八年(1559)饶孚/嘉靖四十年(1561)罗绣藻/嘉靖四十四年(1565)张治方/隆庆元年(1567)罗应台/万历元年(1573)张国栋/万历八年(1580)罗明贤、覃彦、敖淳、张汝翼/万历十一年(1583)田助国/万历十四年(1586)萧重望、李廷谦、罗万言/万历十七年(1589)田贡国、罗万品/万历二十三年(1595)张学诗/万历二十六年(1598)田报国/万历二十八年(1600)张文星/万历二十九年(1601)徐可大/万历三十二年(1604)冉崟、敖应征、黄榜、张祖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张灿、陆申/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廷诏、田景新、冉学洙、陈治道/天启二年(1622)田景猷、詹仲/天启七年(1627)敖时杰、罗瑷、张经曾/崇祯三年(1630)邹先鲁、郑泽民/崇祯七年(1634)田殷国/崇祯十年(1637)邹士聪、朱泽垓、黄际盛/崇祯十三年(1640)宋祚熙、冉学汇/崇祯十六年(1643)徐心箴、张心智、朱道盛

  这份名单也说明思南明代优先发展教育出现的新局面。这些史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决策。

  附录:思南李渭遗迹

  中和山东道左李渭书“中和”石刻。旁石碑为清雍正翰林江南监察御使礼部郎中郭石渠撰写《中和山记》。

  中和山观音阁玉皇楼外,因明嘉靖年间李渭曾在此讲学,清学政晏斯盛题有“中和书院”匾。道光年间邑侯郑冶亭改修扩建为中和书院。有李渭题联:“山色溪光羁客坐,花香鸟语寄诗怀。”明万历十年(1582)李渭撰有《观音阁记》镶于阁前右壁。万历十九年(1591),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壁上题诗追怀李渭:“山绕牂牁水满溪,德江深处穴鲸鲵。二田一夕成亡虏,五郡年前冀旧题。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

  在思南文庙内,有隆庆六年(1572)李渭撰《思南府学碑记》。

  李渭墓建在河东万胜山,1969年被毁,现仍存遗址。

  思南城西白虎岩朝阳洞有万历年间李渭题“不舍昼夜”摩崖。

  思南城东万胜山原有李渭题刻“卧日眠云”,大字已毁,仅存小字。

  思南城西小崖门左边原有点易洞,因李渭在此讲易而得名。

  有关李渭的作品:《明史·艺文志·李渭著先行录》。《黔诗纪略》卷三,卷八。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李渭》。郭子章《黔记·参政李渭传》。耿楚侗为李渭撰写《墓志铭》。

  四、初探“中和”思想的由来和传承

  通俗讲中与和是指为人处世之道。中和思想主张多元的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和谐。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中庸》有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译文: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还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露出来以后不偏不倚且有节制,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必须遵循的规律。达到‘中’和‘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各得其所而生长发育了。”

  中和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六经之首的《易经》,从“作《易》者其有忧患”这句话看,《易经》是在忧患中产生,并教人如何渡过忧患的经典。其中“坎”、“困”两卦,专门是就危险与困难而设的。坎卦象征着危险,卦辞说“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困卦辞说“贞大人吉,以刚中也”。“以”即因为之意。因为“刚中”所以能“心亨”;因为“刚中”,所以能“贞人大吉”。“无欲则刚”,“刚”是由不自私自利而来的勇健之气。“不偏之谓中”,“中”是不偏于自己的好恶而坚持客观原则的大公精神。孔颖达对此的注解是:“刚则正直,所以为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济困。”不自私自利的人,内心正直,所以能守而不失其节(贞),勇往直前。自私自利的人,平时偷惰取容,唯唯诺诺,一旦有变,便心虚胆怯,靠拢投降;这都与“刚”相反。据王弼的注解,坎卦的“刚”是“内刚而外顺”,“顺”是适应环境。这五个字含有最高的策略性和技术性在里面。相传孔子作《象辞》是概说一卦的意思。坎卦的《象辞》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意思是说处于危险中的君子,虽然环境诡幻莫测,但自己要守住一个定盘星做自己所应当做的事,如狂涛骇浪之中的灯塔在海洋中总是屹立不倒,此即“常德性”。在危险中,因受环境的限制,不易有所作为;但“化民成俗”的教化教育工作,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去做的。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从政治上尽责,便应从教育上尽责。此即“习教事”。王弼注解说:“大乱未夷,教不可废。”在历史上的学者为延续民族的命脉所坚持的著书立说事例很多很多。困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注曰:“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道可忘乎?”意思是说,困难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大家失掉了共同的理想目标,更不肯为此共同的理想目标去献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君子在困难之中,不畏难不苟安,一定会竭尽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致命),以完成自己的志愿(遂志),即王弼注解的“道”。以道为志,其志才能坚持。偷惰之私,见风使舵,决无能致命遂志之理。困卦象征着困难,一开头便是“困亨”。王弼注解为“困必通也。”接着说:“有言不信。”注解为“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言”和“口”指现在的宣传,一般人在困难之中,多喜欢向人们述说,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是宣传自己如何伟大,是如何的进步,以为这样便可以解决困难。因此,《卦辞》干脆指出,“有言不信”,在困难中作自我宣传,根本不能信。在困难中仅凭着一张嘴,这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便忽视了实际努力,欺人必为人所揭穿,这会更陷于绝境的。此处的“尚口”和坎卦的“行有尚”,恰是相互对照。坎卦的“行有尚”,其反面的意思是不可只“尚口”。此处的“尚口乃穷”,其正面的意思是“行有尚”,即是“尚行”。这就是说在危险困难中,最主要的是“尚行”,即埋头苦干。二是《尚书》,尚书《洪范》篇的根本思想是大中贵和:该文第五条讲君王的法则:“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所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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