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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红色的记忆 永恒的丰碑

——邓恩铭与中共“一大”代表会议纪略

□王殿华

  邓恩铭,字仲尧,曾用名邓恩明、黄伯云、邓又铭、佑民、一民、建勋、丁友民等。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板本寨一个水族家庭。他自幼聪慧懂事,被长辈取名为“老乖”。六岁启蒙,从学于本城名儒蒙旦初。九岁入县立两等小学(前身是荔泉书院,现为县玉屏一小)读书。此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后,他目睹了本城清朝县官“反正”,摇身一变便成为国民县知事的闹剧;也亲身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接受了最好的革命洗礼。

  追记邓恩铭早期革命史

  邓恩铭的祖辈由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县)迁来,在荔波定居已有八代人了。祖辈以农耕兼营草医,世代赓续,薪火相传,到了祖父邓锦庭这代人,仍然是农忙在家务农,农闲外出走村串寨,采药行医,祖母在大路边开一小饭铺。到邓恩铭父亲邓国琮这一代,家中人口逐渐增多,只有二亩多田不够糊口。又租种了五亩多田,但经济仍十分困窘。1905年,邓国琮将全家迁至城内北街木屋居住(今邓恩铭烈士故居),以行医卖药为业,后来又在城内十字街口,与粱家合伙开设了一间“双合号药铺。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做布鞋、绣花并兼营豆腐,赚钱贴补家用。

  邓恩铭在同胞姐妹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在兄弟三人中为长子。

  邓恩铭六岁时,启蒙于本城名儒蒙旦初开设的私塾。他勤奋好学,每次背书都琅琅不断,熟练流畅,深得蒙老先生的赞赏。辛亥革命那一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 (设于原荔泉书院内)读书。这是一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讲经、历史、地理等课程。校中有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采用新法教学,向学生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此时的邓恩铭已经懂事了,知道家里供他读书不易,更加勤奋。因此他的学业各科成绩都很好,是全校的高材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勤奋读书学习,积累的文化知识丰富,他早就懂得看国事和重大新闻趣事。有一次上历史课,高树楠老师讲到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时,怀着沉痛的心情,以低沉的声音说到: “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强占了我国的青岛至今还没有收回……。”

  邓恩铭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老师!为什么不把帝国主义赶走,收回青岛?”同学们都为他大吃一惊,担心他的这种莽撞、无礼的行动会受到老师的严厉责备。高老师理解邓恩铭出自内心抑制不住的爱国激情,用和蔼的语气叫他坐下,耐心地向同学们讲解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的卑劣行径,使邓恩铭懂得了封建王朝虽已推翻,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消息传到荔波山城,群情激愤,高树楠老师立即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邓恩铭参加了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抵制日货要全国一致,上下一心,希望那些当官的和财主们应该首先拿出爱国行动来,在你们的餐桌上、宴席上取消海参、海带(当时从日本进口)。”他还将自己穿的一双东洋袜子当众烧毁。短短十几年的时世风云,对渐懂世事、好学深思的邓恩铭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经常思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使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呢?教科书里找不到答案,老师的回答也不令人满意。因此,他内心里酿成一个愿望——到外地去求学,搜寻真理。

  1917年,过继到黄家的叔叔黄泽沛在山东当知县,来信要家眷到山东去,信中也提到要侄儿邓恩铭一起去山东求学。次年,邓恩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两等小学堂,与婶母和堂弟一道离家远行,走向那更为广阔的异地他乡。

  1918年春,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在学校他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和北京大学日刊。在亲眼目睹北京学生热烈追求真理的激情后深受感动。当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正当要求的消息传来后,邓恩铭悲愤异常,便和济南人民一起发出了“我们的领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损失,都是我们的奇耻”的呼吁。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举国上下热烈响应。学潮鼎沸,让邓恩铭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昂。他站在一中的最前列,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一起,团结和率领广大学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加上他又是高材生,因而深受同学们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他被选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7日山东各界在济南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后,于5月24日组织学界统一罢课,6月10日宣传抵制日货,劝说商界罢市,7月21日砸毁反动报纸《吕言报》以及8月3日到督军府实施请愿等活动。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邓恩铭和济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结为亲密战友。为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济南几所中学进行积极的串联,以“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为榜样,于1920年11月21日在济南公园大厅成立了“励新学会”,会员达50多人,邓恩铭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

  在此期间,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午等先进师生,在济南教育会门口挂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这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每星期集会一次,利用合法的讲坛宣传马列主义。当时,邓恩铭还在报刊上发表《灾民的我见》和《济南女校概况》等文章,号召大家“要有彻底的觉悟”,公开向封建制度进攻。1921年初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的邓恩铭才20岁,是代表中最年轻的中学生,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22年1月,他又与王尽美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恩铭回国后,到山东最大的淄川矿区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又称淄川支部,淄博炭矿工人支部,淄川鲁大支部。

  1923年秋,邓恩铭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到青岛开展党的工作,筹建党、团组织。邓恩铭到青岛后,先与当时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的共产党员王翔午取得了联系,并与王共同研究开展工人运动方案,建立党团组织的建设等问题,决定先采用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支持和鼓励团结工人群众和进步青年。

  为了取得一个活动的据点,便于开展工作,邓恩铭找到了原在济南中学的老师,时任公立职业学校校长的王静一,王安排他住在学校里,并同意他去广泛接触学生,促膝谈心,传播革命的道理,并散发了一些进步书刊给学生们阅读,很快使这所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学生们的觉悟迅速提高,聚力发动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北洋宪法,反对“金佛郎案”等几次运动。

  不久,王静一推荐,邓恩铭以《胶澳日报》副刊编辑之职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经与负责人郑呤谢商妥,在该报创办周刊一至二期的《胶澳副刊》,同时由邓恩铭负责编辑、撰写文章。此后他以犀利的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军阀政府和剥削阶级。此外,他还利用这块阵地连续转载了《列宁传略》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

  1924年元旦,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新年增刊上发表了《今日的感想》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处在这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随时随地都感到国破家亡之将至。”又揭穿“数次的热血与头颅换来的中华民国……给人民的是什么?不过兵灾匪祸与横征爆敛罢了。”文章还控诉了帝国主义是:“一般洋强盗更变本加厉地乘火抢掠,临案通牒,铁路共管,长江联合舰队与广州海军示威。”文中痛心疾首地骂道:“旧仇未雪,新耻频添”,“现在一般军阀官僚都是满清的忠臣,民国的罪人。”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一起向国内外军阀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

  同年6月,邓恩铭还亲自在工人中调查搜集大量的事实,编写了《青岛劳动概况》一文,发表在《十日》的第24和25期刊上,文章分析了青岛工人阶级的构成状况,介绍了工人生活的悲惨处境,阐述1924年前后罢工胜利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号召“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然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啊!”

  邓恩铭不仅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身体力行地建立与发展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全力向反动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使工人运动在黄海之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经常以赠送或推荐阅读进步书刊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时还分别组织召开座谈会和演讲会,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在他的积极培养下,先后发展了电话局职员王少文、孙秀峰,公立职业学校学生许兴业、李松舟等10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11月28日召开了团员大会,成立了青年团青岛支部,推选邓恩铭为书记(当时的青岛团支部隶属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4年5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介绍公立国民小学教员延伯真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三届中央局扩大执委会议决定,邓恩铭在海岸路18号召开了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青岛组,组长邓恩铭。青岛组由党中央委托济南地委就近指挥。从此,青岛人民特别是青岛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头人。

  1925年2月,青岛组按照四大党章的规定,改称中共青岛支部,由邓恩铭任书记,青岛支部隶属山东地委领导。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后,从四方机厂团员和工人活动分子中,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等入党。至此,中共青岛支部已有党员24人。邓恩铭领导全体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在青岛发动和领导了三次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大罢工,即胶济铁路大罢工和两次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邓恩铭组织领导的青岛纱厂等工人大罢工人数达到1.8万人,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热潮,引起了反动当局极大惊恐。通过罢工斗争,在青岛市各厂和胶济铁路沿线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使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还建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市总工会。

  对于邓恩铭所领导的青岛地区工人运动,邓中夏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按:应为二年),此时有一股新生势力,‘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突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发展至1500余人会员,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青岛工人运动的胜利和发展,激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当局的恐惧和敌视。1925年5月下旬,日本纱厂资本家悍然撕毁工人签订的复工条约,并唆使地方反动当局封闭工会,迫害工人。接着,在被他们横蛮行径激起了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怒潮面前,日方资本家又伙同青岛市商会,以30万巨款向山东省反动军阀统治者张宗昌行贿。张宗昌遂下令镇压工人运动,解散工会,大肆拘捕和惨杀工人领袖和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工人群众,酿成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

  在此以前,邓恩铭已经被敌人所监视,曾遭到扣留。虽然敌人没有掌握到他的确凿的“罪证”,但他仍被“驱逐出境”。这时邓恩铭听到惨案初起的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冒险秘密回到青岛,领导工人应变,邓恩铭几次险遭不测。由于他的机智沉着和群众的掩护,才得以避开敌人的搜捕。此后邓恩铭不得不再次化装离开青岛。

  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11月,他不幸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组织各方设法营救,才得以保外就医。

  1927年,邓恩铭到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并且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

  1928年12月,由于叛徒王复元出卖,邓恩铭被捕。王复元其人时于1926年10月任中共山东地区执委青岛党组负责人,因私欲膨胀,多次贪污公款数千元,私吞党组织活动经费,被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发现后,山东省委研究决定开除王复元党籍,此时的王复元就成为了中共党史上因贪污腐败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于是对党怀恨在心,1928年投靠国民党并发表“反共宣言”,后担任“捕共队长”于1929年1月19日带领特务密捕了邓恩铭等17人,山东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邓恩铭第三次被捕。他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他在狱中仍然坚持领导同志们向敌人声援改善待遇、不戴脚镣、要求阅读书报权利,否则绝食抗争。此时正值日寇撤出山东,国民党进驻济南,邓恩铭和狱中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有被大屠杀、大迫害的可能,并在狱中组织党员商议决定利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交接的混乱时机,发动越狱斗争。

  1929年4月19日的第一次越狱,由于事起仓促,准备不足,结果只有杨一辰一人脱险。不久,邓恩铭与纪子瑞等同志组成五人领导小组,将狱中人员分为三个小分队,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在邓恩铭的指挥下,于7月21日下午开始行动,冲出了监狱,迅速分路疏散,各行其道。结果除部分同志脱险外,邓恩铭、纪子瑞、朱肖等10位同志又被捕回狱,投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昂首阔步,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临刑前高唱国际歌,连续不断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英勇就义,年仅30岁。

  追寻邓恩铭与“一大”会议

  1917年8月,邓恩铭离开家乡去山东济南,在其做县官的叔父黄泽沛家居住。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赴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熟建党的基本条件。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旬,邓恩铭与代表们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进了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等待各位代表陆续到齐后,并在上海举行了这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预备会议。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议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邓恩铭和代表们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一大代表13人中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的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接着邓恩铭等与会代表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议,会议暂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遭受了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结拜兄弟,曾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时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打包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当时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第二天清晨,邓恩铭和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事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5条约700字的简短内容,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共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内容,形成了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安排作出了部署,鉴于党的力量当时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大家看到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回想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走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从此树立了永远的丰碑。

  追思邓恩铭与“一大”会址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荔波水族之子邓恩铭曾与12位先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昔日的法租界望志路到游弋嘉兴南湖上的画舫,中共“一大”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翻新的篇章。

  中共“一大”会址,是一个两栋具有上世纪20年代典型的上海民居风貌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原来叫作“树德里”,曾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在“一大”会议旧址的参观纪念册上有着这样的一段话题:走进“一大”会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艰辛历程,走出“一大”会址,可以感受到今天国际性大都市的繁荣。

  在中共一大代表会议的旧址内共设两个陈列室,存放着148件珍贵的革命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历史原貌。目前,“一大”会议旧址非常现代化、文化也非常丰富,在这里可以满足参观者对知名历史人士的关心和好奇。驻足于此,可看到清末民主革命人士邹容的水晶印章、辛亥革命者黄兴用过的军刀、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生前的英文打字机;也可以了解到上海租界的历史,看到当时统治者的皮垫座椅、巡捕的三种警棍、外国银行发行的钱币、下层人物的破旧衣衫,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中共“一大”代表的照片、生平以及根据原型复制的栩栩如生的蜡像。蜡像所在会议室约18平方米,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窗明几净。中间放置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放着茶杯与火柴盒架,桌的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靠着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整个会场显得十分庄严。行至其间,可看着陈列于柜台内的文献和历史照片等革命文物,驻足在人物蜡像前,会议场景顿时鲜活在眼前: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伟大的一刻。仿佛让参观者回到了96年前,在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时期里,有这么13位先驱于上海法租界里这个不起眼的老式石库门住宅的简陋客厅中,影响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

  现在,与中共“一大”会议旧址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地标上海“新天地”。据有关报刊媒体报道,曾经有一位外国友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庄严肃穆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所在地,其一旁座落着一派衣香鬓影满布的“新天地”,对此应如何看待与理解?纪念馆馆长给出一个回答:“我们党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天地所展示的与之并不矛盾,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我们所期望的,相信也是当年从这里走出的先驱者们为之牺牲、奋斗的目标!”

  目前,如果再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与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隔江相望的,正是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浦东陆家嘴开发区。改革开放以来,昔日农家村舍相连的沿江一隅,已被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化新区所取代。证券、期货、钻石、黄金、产权交易,十多个国际性市场在这里汇聚。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家中外资银行,几十个跨国公司总部在这里拓展,世界数百强中近三成的企业已经选择浦东。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上海,已经是一个汇聚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生动展台,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在实现着伟大的复兴,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繁荣与发展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追求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随着“十三五”进程,强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迈步小康,彰显中国梦未来一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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