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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闲话漫谈高廷瑶(上)

□文/图 宋晓勇

  今乌当区新添寨北衙路口处的休闲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廷瑶的朝服大装青铜像。只见他身着四品文职大朝服色,头戴青金石顶戴,上插着单眼孔雀花翎,悬着绿松石朝珠,胸前补服绣四品文职云雁图案,官袍下摆露着一团栩栩如生的江牙海潮图案。足登一双黑缎方头官靴,站姿微侧,两脚平开,右手捋髯,左手持一书卷自然的反剪身后,目光炯然远眺。铜像选址的寓意并不难体会,顺着高廷瑶目光远眺之处的北衙路口进去仅约一公里的地方,那正是他的故里北衙村的所在。

高廷瑶和他的《宦游纪略》

  高廷瑶,字青书,其以民为本的做官理念已为大众所知,今主要就所见之稗抄杂说,对这位乡贤敷演一段散漫之谈。在笔者,乃恐所见所闻时久湮灭,遂束为一编。推及吾乡人,想来于那觥筹交错之际,把此一谈,亦未尝不可佐饭按酒、增广见闻。

  现存文献对高廷瑶宦迹的记载,在时间或去向上总会缺其一项。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发现了高廷瑶的四份履历档案。这是内廷官档对官员任职及升转情况的记载,间或还有验看大臣的批语,甚至是皇帝的朱批,其可靠性毋庸置疑。

  这四份履历档案,清晰勾勒出了高廷瑶的宦迹:他于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中举,嘉庆五年六月,因平定本省青苗有功,赏给六品顶戴。六年大挑一等引见,奉旨以通判用。七年四月,吏部掣签,得北宋名臣包拯故里安徽庐州府通判。十二月,调宿州军营办理抚恤善后事宜。之后近十年,在安徽境内历署府、州事。嘉庆十年七月,遵衡工例,捐纳知府,双单月即用(高氏的此次捐纳,除清宫档案外,目前尚不见于省内的文史记载,详后)。捐纳未遂,于十五年二月,题升凤阳府同知,并于当年保举卓异。十六年五月,掣签广西平乐府知府,十一月到任。寻以安徽旧案诖误镌级去,后经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请捐复原官,二十一年补广东广州府知府,二十三年春引疾归里。病痊,于道光五年二月还任广州府。七年,患病归。

《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关于高廷瑶因平乱有功获赐顶戴的记载

  高廷瑶的出仕,虽始自嘉庆五年六月协助官军平定青苗之功,但其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解元”的身份并不容忽视。关于高廷瑶解元的身份,清道光《贵阳府志》,甚至其子高以廉纂修的《渤海堂族谱》、唐树义所撰《诰授朝议大夫广东广州府知府高公家传》(以下简称《高公家传》)等均无记载。而咸丰间提督贵州学政的鲍源深,以及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为即将刊刻的《宦游纪略》作序时,却都分别有“先生以名解元出为通守(清通判之别称)”、“贵筑高青书丈,以名解元起皖省倅丞(倅、丞皆佐贰之官)”等语。

  清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一书,对清代顺、康、雍、乾四朝各省历届乡试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是研究清代科举考试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工具书。该书卷八在记载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各省乡试情况时,在贵州条目下,有“解元高廷瑤貴筑人”的记载。据此,高廷瑶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的身份是无可置疑的。

清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对高廷瑶贵州乡试高中“解元”的记载

  有一个问题颇觉蹊跷,从履历上看,高廷瑶从乾隆五十一年贵州乡试高中解元,到嘉庆六年大挑一等,并奉旨初授通判,这其中长达15年的时间他干什么去了呢?笔者分析,他在不停的参加全国会试,以熬满可以参加“大挑”的年限。

  那么,为什么全省统考成绩第一的解元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既然乡试中举不能安排工作,参加大挑被选中却能即刻任职,干嘛不直接参加大挑呢?

  笔者以《清史稿》的记载对各省举额作汇总发现,有清一代,每科乡试,天下中举额数均在1200余人左右,而且这一数字在以三年的周期滚动增长。要在短期内使这么多举人得到任职,其侯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综合《清史稿·选举五》记载分析,清初,即使是进士出身,按照双月铨选5名进士以知县用的任职消化能力,竟有中进士者十多年后才得官。顺治间,更是出现了贡生考取通判,终身无望得官的现象。天下举人的名额比进士和贡生更多,其就业的压力自然比进士和贡生还要大。

  对此,清廷作出了制度上的努力。《清史稿·选举五》记载,为解决“举班壅滞”的问题,清廷专门针对举人的任职出路,制定了“大挑”的选拔政策。具体办法是,每六年大挑一次,凡三科以上应会试不中的举人,皆可报名参加。并规定,大挑一等者以知县用,二等以学正、教谕用。

  笔者分析,高廷瑶乾隆五十一年高中解元后,他至少连续三科进京应礼部会试而不售,三科会试的时间为九年。当他经历三科会试失利的痛苦,熬满可以参加大挑的年限后,适逢新一轮六年一次的大挑周期全新开启,他不得不再等待六年。当然,因考中进士的几率仍然存在,所以这六年,如果他愿意,仍可进京应会试。前后相加,恰好共计15年。这也可见,他早在嘉庆五年,因剿抚本省青苗有功而赏给的六品顶戴,其实是有品无职,否则他又何必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大挑得官呢。

  说大挑的过程漫长而痛苦,这不仅因为需要经历长达15年且连续三科会试失利的打击,还因为大挑的方式全在以貌取人。光天化日之下,让别人对自己的容貌评头论足,这着实让旧时的读书人感到难堪和沮丧。或许在身经百败后,他们于文章上真刀真枪的失利已然心服口服,但若最终输在容貌上,真叫人情何以堪呢。

  可以断定,明清时期大挑一等的举人,全是身材伟岸的美男子。这从《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以下简称《清仁宗实录》)的记载可窥见端倪。也正是针对高廷瑶参加的那次大挑,嘉庆六年三月癸巳日有一道上谕:“大挑举人并不试以文艺,祇就其人年貌,分别去取。立法遵行已久,亦断无复行考试之理。”则大挑不试文章,而专门以貌取人甚明。

  清徐珂所编《清稗类钞》,更是详明了大挑以貌取人的具体标准:“大挑论品貌,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为衡。‘同’则面方长;‘田’则面方短;‘贯’则头大,身直长;‘日’则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皆中选。”而身形歪斜、敦胖、气质猥琐,犹如“身、甲、气、由”四字构型者皆落选。又云:“(大挑)不考文字,专取状貌伟丈夫列一等,授知县;小丈夫列二等,授教职;再次,则无授矣。”国家伦才大典,竟堂而皇之为环肥燕瘦的选美场所,真叫人啼笑皆非。

  清米脂人高照煦所撰《闲谈笔记》则记载了大挑的具体实施办法,且时人把每挑落选之人谑称为“八仙”:“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像貌。二十人为一挑,挑一等三人,以知县用,二等九人,以教职用。像貌魁伟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余八人,俗呼曰‘八仙’。”这也可见,因是专门解决举人就业问题的选拔,大挑的录取率还是很高的。

  高照煦本人即参加了光绪六年的大挑,其笔触自然是以当事人叙当时事了。以其品貌,友人们都说他可得县令。本次“挑场”在东华门内文渊阁,他很不幸,列在最末一班。因是末班,凑不足20人,只有13人,所以这一班就只有一个挑一等的名额。验看的王、大臣在高照煦与11号举人之间踌躇难决,仔细对比两人体貌后,最终将11号举人挑了一等,而高照煦沦为二等,遂为教谕。

  而就算你是个美男子,也难逃验看王、大臣们的率性而为。清陈庆桂所作《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某年大挑,山东某举人可谓美男子,以大挑一等自许,然而竟落挑成“八仙”之一。“其人愤甚,俟大臣事毕登舆时,拦舆诘之曰:‘大挑以何者为凭?’大臣知其为落挑负屈者,高声应之曰:‘我挑命也!’举人无言而退。”可见,大挑的审美观全在验看大臣的个人好恶上。你太帅气,也恐招致验看大臣的妒忌。

  那么,既然大挑全是“外貌协会”说了算,七、八十岁的耄耋举人参加大挑,是否就全无机会了呢?也不尽然。从《清仁宗实录》于嘉庆六年三月辛巳日谕内阁的内容可看出,年迈举人大挑时,酌情列在二等,“以遂其读书上进之愿。”

  高廷瑶参加的这次大挑,因是嘉庆朝的首次举人大挑,所以,受到嘉庆帝的格外关注,防止拣选王、大臣作弊、请托的措施非常严厉。《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鉴于自己尚为皇子、亲王时,曾先后两次被委以主持举人大挑的重任,当时就有朝中大臣私自向他传递请托名单。于是,嘉庆帝于六年三月癸巳日,就即将开启的其改元以来的首次大挑事务严谕内阁:“试思内廷皇子,尚有人敢于请托,况王、大臣乎?此次大挑……如尚有向派出之王、大臣暗递名条请托者,即著密封进呈,朕必将嘱托之人,分别惩治。王、大臣给予甄叙,倘有心隐匿,存息事之浅见,经朕访闻,或别经发觉,定将王、大臣一并治罪,决不宽贷。”随后发出的几道谕令,甚至对参与拣选的王、大臣的住宿场所、携带的工作人员等,都作出了严厉而明确的规定。

  高廷瑶应该是冒雨参加了嘉庆六年的大挑,随后,他还获赐了一匹葛纱。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帝王市恩于读书人的伎俩,但却是此前的历届大挑中所没有的,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洵属“旷典”,以至于道光朝的工部员外郎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二笔》中这样记载道:“嘉庆六年辛酉,例举大挑。时仁宗以畿辅(笔者按,指京城及直隶地区)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适甘雨应时,上喜极,传谕赏挑取一等举人葛纱各一匹。”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关于嘉庆六年大挑一等举人获赐葛纱的记载

  前文提到,需经历至少三科进京会试的失败才能参加大挑。或谓神京路远,盘费无措,我省地处偏远,寒畯之士哪能每科必试?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窘迫。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七明文规定,对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人,“由布政使司给与盘费,各按其省分至京之道里远近以为差。”针对云、贵、川及新疆地区的举人,还额外发给“火牌”。凭此火牌“驰驿”赴京,沿途驿站必须支应食宿和驿马一匹。而就算会试落第,礼部也会按照《则例》的规定,发给我省落第举人每人白银7至10两不等的回程路费。

  这一政策并非清王朝独有,据南宋王栐所著《燕翼诒谋录》记载,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就有一种叫“举人公券”的政策,凡进京应尚书省科考的举人,其来往路费“皆给于公家”。

  然而,盛唐贞观年间,即使报销来回路费,并额外赠以衣物钱粮,也有不愿意进京考试的,以至于许多官位空缺,朝廷不得不下令催促地方“追人”。据成书于唐贞元年间的《封氏闻见记》记载:“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士,不窥仕进,至于官员不充。省符(指尚书省的公文)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

  关于高廷瑶嘉庆六年大挑一等的体貌,工部员外郎陈康祺却持有异词。在其《郎潜纪闻·四笔》中,他不无恭敬的记述道:“高太守廷瑶,字青书,贵筑人。以乾隆丙午举人,嘉庆辛酉大挑二等。仁宗以其抚定苗乱有功,曾赏六品顶戴,至是遂奉旨加一级,以通判用。后历仕安徽、广东、广西,俱著声绩。大挑例用知县,得通判者,太守一人而已。”

  陈氏认为,高廷瑶嘉庆六年的大挑为二等,因其平乱之功,才奉旨加一级,遂升为一等的。陈氏所记“大挑例用知县,得通判者,太守一人而已”,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查有清一代,大挑授通判者,确实仅高廷瑶“一人而已”。这是官场的传奇佳话,陈氏遂不吝笔墨予以记载。

清道光朝工部员外郎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对高廷瑶的记载

  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切虽在制度的意料之外,但却尚在情理之中,是各方面折中的结果。按清代官制,大挑一等用知县(文职正七品),二等用教谕(文职正八品)。问题是,高廷瑶早于此次大挑之前的嘉庆五年,因平乱有功获赐了六品顶戴,严格按照制度授官的话,嘉庆六年的大挑,不管他是一等还是二等,都只能是降级使用,岂有六品顶戴屈就七、八品知县、教谕之理?而清代官制中,与正六品相匹配的文职外官只有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四种。京府通判、京县知县系京畿要缺,等闲哪能轻授?土通判仅授予未改流之土司,所以权衡下来,高廷瑶的授职尽以外府通判为宜。

  那么,高廷瑶嘉庆六年的大挑究竟是一等还是二等呢?笔者倾向于一等。因为清宫官档记载为一等,且《高公家传》中也有:“明年大挑一等,奉旨加一级,以通判用”等语。正因为高廷瑶大挑一等为七品衔,所以奉旨加一级后升为六品,恰与他之前平乱有功所得六品顶戴相符。若大挑结果为二等之八品,则需加二级才能与其平乱所得六品顶戴匹配。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关于高廷瑶大挑一等、并掣签安徽庐州府通判的档案记载

  结合《宦游纪略》(陈锡褆及罗登宜老师点校本,下同)分析高廷瑶的履历,从嘉庆六年大挑得官,到十五年题升同知,他在通判任上徘徊十年之久,宦迹全在安徽境内庐州、六安、凤阳等地迂回辗转。其间,他虽有历署府、州事的丰富阅历,但那都是署理、暂代,而非实授。

  通判一职古称“别驾”,盖因其地位较高,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驾而名。宋代的通判尚有监察同级政府主官的权利,但明清时期的通判却为闲曹,沦为知府的属官,凡事需请示知府而行,并无实权。高廷瑶在其《宦游纪略》中也说:“夫别架,闲曹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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