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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主持续修《贵州通志》的任可澄

□龙长启

  贵州省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属于明初十三行省之一,时间并不算晚。但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元代以前大多数时间属于地方土司统治,修史工作相对全国确实落后。贵州今存通志或属于通志性质的书,有明代弘治年间(或云嘉靖时纂)的《贵州图经新志》17卷,嘉靖年间的《贵州通志》12卷,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24卷、郭子章撰《黔记》60卷,清代康熙三十七年刊(1698年)《贵州通志》37卷,乾隆六年(1741年)刊《贵州通志》。乾隆《通志》以后,两百年间再未续修。因此,由任可澄等先生历时30年续修的民国《贵州通志》实是造福贵州省的一件大事。

  任可澄,原名文爃,字志清,号匏齑,汉族,贵州普定人。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任可澄出身科举仕宦家庭,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9岁时考取拔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以第四名中举,次年授内阁中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为贵州学务参议。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黔学会会长。1909年(宣统元年)与唐尔镛、华之鸿等组织宪政预备会,并继唐尔镛之后,任宪政预备会会长,为宪政派首领,与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贵州最大的革命组织自治学社对立。1911年(宣统三年)11月4日,自治学社在贵阳发动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联合宪政派成立了以自治学社为首的大汉贵州军政府,任可澄出任枢密院副院长。1902年(民国元年)2月2日,贵阳发生“二·二”政变,才成立三个月的贵州军政府被推翻,贵阳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2月27日,唐继尧率滇军抵贵阳,任可澄等人亲到三桥迎接,任唐继尧都督府右参赞,后任黔东观察使、镇远道尹,1915年(民国四年)4月,经袁世凯任命,任可澄任云南巡按使。同年12月,任可澄与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发表讨袁檄文,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任都督府右参赞。1916年6月6日任云南省长(未就职),旋返还黔省。1917年7月护法之役,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长。1919年回黔主持续修《贵州通志》。1920年“民九事变”后,被推为贵州代省长,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任贵州省长,1922年袁祖铭定黔前离任。1925年至1926年两度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每次约半年。1931年毛光翔主贵州省政,复筹专款,电邀任可澄返黔续修《贵州通志》,将及两载,1934年,复应王家烈之邀回黔主持续修《贵州通志》。1936年任云贵监察区监察使。1940年卸任后闲居昆明。1942年再度返回贵州续修通志。1946年10月下旬病逝昆明。

  任可澄在政治上表现比较复杂,因而成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与清末维新派人物李端棻有姻亲关系,又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思想倾向改良主义。1904年受聘为贵州学务处参议,后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参与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前身)、贵州省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在贵州传播维新思想,培育人才。在政治上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反对专制统治,力主立宪。1909年(宣统元年)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唐尔镛、华之鸿等组织宪政预备会,并继唐尔镛之后,为贵州宪政派领袖,参与清末立宪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积极参与蔡锷将军领导的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但是他又因为出身官宦世家,从骨子里鄙视平民百姓,与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贵州最大的革命组织自治学社长期对立,视如寇仇,必欲灭之而后快。云南新军起义的消息传来贵阳后,任可澄向时任贵州巡抚沈瑜庆建议急调刘显世组建的兴义团练晋省,准备拥立沈瑜庆当都督,组织由宪政派控制的“军政府”,因沈瑜庆不肯而作罢。1911年11月4日,贵州革命派起义成功,以张百麟、周素园为首的自治学社“宽以容众”、“不计前嫌”,邀请立宪派共同组建大汉贵州军政府,杨荩诚任正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黄泽霖任大汉贵州巡防队统领,设立枢密院作最高决策机关,张百麟出任院长,任可澄出任枢密院副院长。12月,杨荩诚率军援鄂北伐,黄泽霖率军援川,赵德全代都督。1912年2月2日,任可澄等立宪派发动“二·二”政变,黄泽霖、赵德全被害,张百麟被迫出逃,才成立三个月的大汉贵州军政府被推翻,贵阳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立宪派又假借“黔省绅民”之名,派人赴滇搬兵入黔清剿革命党人,任可澄等人还亲到三桥迎接唐继尧所率滇军,大肆屠杀自治学社成员及新军。唐继尧被袁世凯任命为贵州都督后,任可澄任督府右参赞,参与滇军对自治学社成员及新军的迫害。

  在学术上,任可澄是一个饱学之士,对经史百家之说无不尽览而悟其要,于诗文及金石、考古之学无不造诣深而见解独到。30年矢志不渝,坚持组织编撰《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全书十九门约750万字。其中任可澄亲手修订的《前事志》就有200多万字,从殷周秦汉到辛亥革命的贵州历代大事,无不尽量记之,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是贵州学术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鉴于旧《贵州通志》年久失修,又疏漏过甚,1919年,任可澄联络陈矩、李国钊、杨恩元、王敬彝、聂树楷诸先生倡议续修《贵州通志》。8月得政府允可,拨出专款,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以任可澄为总纂,陈矩、李国钊、杨恩元、王敬彝、聂树楷、柳元翘、段兆鳖为分纂,择定车家卷(今慈善卷)资善堂左厢房三间为局址,开始工作。各位先生认为历年既多,资料丛集,后事叙述甚易,前事补苴为难,决定将原志打散,另起炉灶,托始远古,自黔疆开辟之日起,下限则截至清末为止。当时《清史稿》尚未出书,清代人物传记颇少依据,通志局公推杨覃生赴京抄录文件。当时赵尔巽以遗老任清史馆馆长,他在光绪初年曾任石阡、贵阳知府,于贵州颇有渊源。杨覃生系光绪乙未进士,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与赵尔巽相识,因得其赞助,将堆积如山的史料,任其翻阅选抄。杨覃生在京一年有余,抄得资料40余册,油印后于1922年携返贵阳,各门更得充实。

  由于民国建立后经历滇军入黔、兴义系、铜梓系军阀混战,中央军入黔等政治事件,政局混乱,严重影响志书撰写。《贵州通志》局刚成立,1920年11月即发生“民九事变”,省长刘显世下野,省政府处于无人负责。12月7日,任可澄被推选为临时省长。由于世局复杂,人世难理,任可澄只当半年省长就挂冠离职,闭门着述,不问政事。不过这半年,他任用桂诗成当省长公署教育科长,积极筹划成立贵州女子师范学校,为贵州教育出了不少力。1923年(民国十二年)滇军唐继尧部二次入黔,刘显世在滇军的支持下,二度主黔政。任可澄干脆到北平闲居。任可澄北上,局务主持无人,且储存专款早被军队提用,经费无着,修志遂致停顿。

  1931年毛光翔主贵州省政,复筹专款,电邀任可澄返黔续修通志。将及两载,除前事志由任可澄亲自撰写,又将各门削冗补残,加紧纂辑,全书渐已就绪。1932年至1934年间,毛光翔、犹国才与王家烈为了争夺省政,战事迭起,城中居民,不遑寝食,有远去他省者。任可澄因战事随时皆可爆发,不能安心纂述,更恐历年同仁心血毁于一旦,于是将志稿带走,通志局虽未解散,若存若亡,虚有其名而已。1935年1月,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国民党军队藉追剿之机夺取了贵州省政权,吴忠信为省主席,结束了贵州的军阀统治。1936年,民政厅长曹经沅等提议设立贵州省文献征辑馆,8月1日成立,任可澄虽未在贵阳,仍被聘为馆长,以王蔬农为副馆长、兼专任编审,代理馆务继续修志。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狂炸贵阳之后,省府即动员机关学校迁往郊区或外县办公和上课,文献馆在狮子山觅得房屋一所,将重要典籍和文件迁藏其间,并成立临时办事处,拨出部分人员在该处办公。至是,狮子山为汤恩伯部军队占据,汤军竟将搬去的书籍文件烤火取暖,致若干资料,无法再得,所幸志稿被任可澄带走,得免损失。1940年任可澄卸云贵监察使任后,寓居昆明。时贵州省政府重编预算,拨出专款,电请任可澄回黔完成《通志》。1942年任可澄返黔继续开局,进行修纂事宜。通志局与文献馆的工作遂合而为一,但任只处理志局事务,文献馆诸事仍由杨覃生代领,经过多人辛勤整理,大致告竣。任可澄经无数波折,与省府商洽拨定印费,交贵阳文通书局承印,约定陆续付排。前事志由于任可澄出入携稿自随,见有资料立即增补,先行完成付印,这时已印出50余册。1944年桂林陷入日寇之手,日军随即入侵黔南,任可澄即将未竣的志稿收聚一起,带往重庆暂避。1945年任可澄将稿携回,鉴于事变之来,无可预料,加紧督修,随完稿、随核定、随送印,文通书局也漏夜检排,这是通志局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同年11月29日,任可澄因事赴安顺,12月9日返筑,即感心痛甚剧,至夜突因脑溢血昏迷不醒,延至10日,不治逝世。噩耗传来,通志局震动。赖杨覃生继任总编纂,将未完成的事务,照常进行。1948年通志稿全部交齐,不久印成,共105册。

  《贵州通志》凡一百一十卷,一十九分志,总750余万字。其规模之浩大,内容之繁富均胜贵州前志,是民国时期全国省志之佼佼者。任可澄亲撰的《前事志》上起殷商黔疆开辟,下迄辛亥贵州光复,上下二千余年,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征引广博,考证翔实,凡一事异文,必胪列参比,亲加考订。如殷之鬼方,先阐述鬼方的情况,再附自撰《鬼方考》于其后,甄采《明史·土司传》、毛奇龄、惠栋、李方湛、孔颖达、愈樾、王国维等等之论说,最后得出自己独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见解。任可澄《前事志》,每言出,必有证,其中除《鬼方考》外,《牂牁江考正》、《土民总说》、《贵州考》等篇,均为他精心结撰之作,考证有力,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为确保《前事志》的准确性,任可澄倾注全力,“每外出,辄以志稿自随,所至收求旧闻,增辑黔故,是以稿凡数易”,直至1946年逝世,可见其修纂之艰难,用力之深精,为学之谨严。

  任可澄在主持编纂《贵州通志》的同时,广泛甄采贵州文献典籍,编印《黔南丛书》7集,每集10册;并创办《贵州文献季刊》。1938年,《贵州文献季刊》创办。后来,因战乱侵扰,物价飞涨,经费短缺,纸源匮乏等等原因,改为“汇刊”——不定期刊行。迄1949年停刊,凡五期,第二、三期合刊,共四册。《贵州文献季(汇)刊》是了解当时贵州文化动态,展现地缘文化特色的重要刊物之一,登载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文化水平的黔籍论作,为保存地方文献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保存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文化价值的地方文献,为弘扬中华学术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白之翰《代任泰撰任公志清事略》所言,任可澄“一生兴学从政,事迹至繁,其间不无有关国家本计者,而于桑梓安危之际与文化导扬之事尤为用心”。简言之,任可澄一生探新学,入政界,事迹复杂纷繁,其行举不乏有关系国家大计的事情,然而,在国家故土安危不定的时候,他最关注,最用心的是倡导弘扬文化事业。一个国家,民族最紧要的是独立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社会秩序紊乱,人心无所皈依的时候,牢抓民族精神命脉甚为重要。而把握民族精神内里的命脉,必须从文献典籍入手,因为文献典籍是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绵延赓续的文化生命的载体。任可澄自觉地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民族精神的保存和文化生命的延续之中,这正与他倡导文献乃是“国家民族精神之所共寄,有之则虽亡而若存,无之则虽存而如毁”的文化理念相契合。

  任可澄在主持编修《贵州通志》的过程中,深感黔籍“矜慎”,“文征綦难”;又“《通志》仅关于历史一部分,而非文化之全体”,因此,“创刻《黔南丛书》,附属志局”。《黔南丛书》拟“凡黔人之着作,及他省名人有关吾黔之记载,皆收辑付刊。”(馆务撮要五)易言之,《黔南丛书》编印的原因,一方面解重修《贵州通志》“文征綦难”之急;另一方面补《贵州通志》“非文化之全体”之缺。总而言之,《黔南丛书》是编纂《贵州通志》这一文化工程的副产品。但是,《黔南丛书》的刊刻绝不仅仅是为了便利完成《贵州通志》,绝不是次品。事实上,《黔南丛书》按经、史、子、集等门类结集,慎择博采,精心遴选,收采了大量学术文化价值较高的文献典籍,其中不乏珍本孤本,手抄原著。该丛书具有表彰先贤,嘉惠来学之功用,保存了其他丛书论着所没有的文化精髓,为乡邦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如果没有任可澄主持编印的《黔南丛书》,贵州这些文献不知散佚几许,中华文化的损缺不知将令多少学人扼腕叹息。

  当年参加修志的先生们,后来有不少成为贵州省文史馆的馆员,如桂百铸、陈恒安、柴晓莲、邹国彬、贺梓侪、马道穆、万大章、李紫光等。贵州省文史馆所藏的民国《贵州通志》上面有些地方就有柴晓莲、李紫光的题赠文字或藏书印,估计是由两位先生捐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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