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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名留黎平的袁开第

□文/图 张中俞

  袁开第,字杏邨,直隶玉田县(今河北唐山玉田县)石臼窝镇人。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己酉科拔贡。后经户部选拔任内阁中书。同治三年(1864年),以知州挑选分发来黔。

  他到达贵州后,先被委任为水城通判(正六品)。不久,当地即爆发“杠匪”起义。这里所说的“匪”,是封建统治者对各族起义军的诬称。他率众“力守危城”,并击溃起义军。后又任威宁州(今威宁县)知州(从五品),并以功擢升大定府(今大方县)知府(从四品)。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调任黎平府(今黎平县)知府。次年,铜仁府发生苗族起义。他调署铜仁府,平定了起义。

  光绪元年(1875年)冬,一支名为“滥练”的义军,与黎平府永从县所属六硐苗族同胞突然起义,攻陷了永从、下江两县城,府内多地苗人响应,烈火熊熊,“合郡骚然”。他率兵赴援,不久奉命调往黎平。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正式出任黎平府知府。由于兵力悬殊,加之“黔楚会剿”,苗族起义很快被镇压。之后,他把起义将士的财产和土地收归官府。

  社会稍安后,他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玉田县志》中有传,对他给予肯定,予以颂扬:他在黎平府任内,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当离任时,黎平府“士民等公同勒石纪实,以鋕去后之思”。

  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其三十多年的宦途生涯中,始终忠实地执行清王朝的旨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被人非议,是因为镇压过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并将起义将士的财产和土地收归官府。然而,当我们分析其政治立场的同时,不仅要了解其身处的时代背景,而且应从其思想根源入手。他身处贵州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之时,身为一位封建士人,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囿于“春秋大一统”思想,忠实地为清王朝效力,对犯上作乱危及封建王朝的“暴民”施与镇压之权;然而他又遵循儒家的“民本思想”,对饱受封建压迫、生存状况极度恶劣的广大民众寄予深切同情,注重民生。这一点,亦应予以肯定。

  现综合《黎平府志》(光绪十八年版)、《玉田县志》(光绪十年版)、《明清600年入黔官员》、《贵州通志·宦迹志》(庞思纯)等书中的有关资料,梳理他在黎平府任内的主要治绩:

  (一)抚剿并用,平息战乱

  初始的少数民族起义,代表了社会最底层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利益。但从“去思碑”的“龙桑坪红苗窝盗拒捕,戕县官,各苗寨蠢蠢欲变”、“游勇肆掠,民不聊生”及《黎平府志》的“游勇肆掠,流民无归,城市萧然”等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起义的苗民后来杀死县官,窝藏盗贼,肆意抢劫,使百姓流离失所。此时的起义者已然失去理智,没有了纪律约束;他们的行为,对百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使黎平大地动荡不安。

  面对严重暴力行为,他奉命带兵前往弹压,以恢复一方的社会秩序,这既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临危受命”),同时也是一名地方长官应该担负起的职责。况且,他“招降逆苗数万人”、“请缓加兵力,散其胁从,卒获匪首诛之,平其事”,主要是通过劝说,指明利害,区别对待,使绝大多数起义者放下武器投降、遣散回家,而只镇压、诛杀极少数义军和首领。他有诗言及“以抚为主”的效果:“谁谓蛮荒出治难,不劳战伐得粗安。抚绥敢畏山川险,赦宥方知宇宙宽。村舍渐能消壁垒,狆苗亦解重衣冠。招来何与微臣力,帝德覃敷颂舞干。”

  可见,他没有滥施杀戮,而是抚剿兼用,以抚为主,尽快使事态平息下去。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流血伤亡,维护社会稳定,使百姓恢复生活。这是一位负责任的地方长官面对“合郡骚然”的严峻形势所能采取的妥当方法!

  (二)革除积弊,减轻负担

  他上任伊始,了解到过去留下一些积弊:地方官及土司衙门,无端让苗民当差伕,并索要器具什物;每遇差使过境,或因公下乡,就向苗民勒派伕马、酒食等等,凡此种种,劳民伤财,使百姓苦不堪言。

  针对这些弊病,他贴出安民告示:“嗣后,除主考、学院过境,照旧派伕迎送外,无论何项差役,不准派令苗民应伕供役,一切供应陋规,概行革除。倘有仍前勒索扰情弊,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即行按照条律,分别查处究办,决不稍宽。”后来,他处罚了一些违犯条律者。这样,黎平府境内没有了不合理摊派,从而大大减轻了苗民负担。

  (三)迁永从县城,移洪州吏目

  永从县为黔湘桂三省交界地,辖永从、乐乡、丙妹、西山、大年等乡,“县治失地势”(县城所处的地势欠佳),教化难施。而乐乡(今从江县洛香)则地面宽敞,在此建城,可繁荣贸易。另外,设在洪州的长官司吏目(掌文书、佐理刑狱等事务),遥不便控。因而,他于光绪二年上奏朝廷,请移永从县城于乐乡,将洪州司治所迁至水口,掌控码头,“以便控制,兼通商贾”。很快得到朝廷准允。

  (四)惩治奸民,苗区安定

  黎平府所属的西山长官司(中心为今从江县西山镇地域),毗连下江、丙妹,插入今广西的三江(原怀远)、融水(原融县)等县界。西山司苗民居多,文化落后,素来被称为“化外之地”的“乱区”。他上任时,迫于兵威,西山、千三(中心为今黎平县茅贡乡地扪村地域)各寨苗民“辗转投状,愿献千余金助饷赎罪”。

  他知其首领并非诚心归附,立即拒绝请求。随后派官员与士绅前往各寨,当众焚烧“所投卷状”,张贴告示,严禁奸民敛派,惩处苗民中的巨奸大猾。以上举措得到广大苗民的拥护,西山、千三苗寨的民心渐趋安定。

  (五)调解纠纷,民族和解

  黎平地区汉、苗群众常为田债发生纷争,相互寻仇,动辄酿成命案,给民族团结及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破坏。他派遣员带兵进驻“乱区”,处理纠纷。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而是先摸清实情,然后设立办公机构,“上禀”丈量了田亩。又要求各族子弟共同上学。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间和解,郡内慢慢出现了民族和谐的风气。

  (六)充实粮仓,备战备荒

  黎平府有一个常平仓,是用来防备郡内灾害时平粜谷物及军需和协济邻省的常设仓廪。“咸丰五年,苗变停征。至同治七年,复征,未即足额。”后因发放兵练口粮,“罄存谷万六千余石,仓余废址”。他上任后,认为此事严重,主张用潭溪、沈团两地粮食充公,其中七成填补常平仓。“上禀”此事,得到批准。多年来,郡内公田,徒有虚名,他派员清查核对,将查出者全部归公。以这一年的收入,重新修筑常平仓。同时又建潭溪官仓,发放种籽,招佃垦荒。次年,将所产粮食,均填补常平仓,自此成为定例。另以黎平“为三省边要,仓廪不可空虚”为由,须照案分拨公田,填补常平仓。

  由于严格执行了以上举措,仓谷逐年递增,超出道光年间仓谷储备的原额。这样,如果再遇到严重的荒歉或兵燹就能应对了。

  (七)重视教育,培养人才

  第一、保证书院经费和学子“膏火”。他关心地方文教的建设及学子的生活及学习。他认为,惟有保证书院的经费及学子的生活,才能振兴地方的文教。将潭溪、沈团两地所产之粮的三成拨给书院作开支。他先禀请上级部门将田亩绘图划出,然后交给精明之士轮流经营。

  他又发现学子的膏火(供学生学习的津贴)不多,“殊不足资鼓励”。他指示将学田的收益,视年成的好坏增减生童的膏火补贴。

  第二、躬亲育人,奖励学子。他在政务之余,常到书院考核士人,认真评阅试卷;为学子们讲解诗词,讲明声律之学;对勤奋苦学的生童,予以奖掖。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合郡生员、童生更加勤奋好学,教育事业快步发展。

  第三、广设义学。他设法筹措公款办起了义学(免费学校),鼓励少数民族子女上学,这有利于使苗汉人民捐弃前嫌,沟通和解。

  第四、在黎平任期内,他主持重刻万斯同《历代纪元汇考》一卷。辑有《双桂轩唱和集》一卷和《淡虚轩唱和集》一卷。

  (八)提倡桑蚕,以利百姓

  黎平盛产杉木、茶油,山上还有许多野桑树,可当地民众不善经营。为使民众从养蚕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他提倡植桑,先养家蚕,然后逐渐推广,将世代为黎平民众造福。为此他购得吴姓园地一块,捐资种植桑树,然后谕示绅士妥为经营。于是,植桑养蚕在郡内推广开来。

  (九)整顿诉讼,纠正歪风

  从前,黎平的讼师(律师)往往利用写诉状敲诈当事人,而衙门差役则利用传票大捞好处。有时,二者还互相串通勾结,扰乱公正执法。获利的是讼师和差役,败坏的却是社会风气。他决心整治这种歪风。

  他审理案件时,可调解者则尽量调解,平息事态,决不轻率准状、立案;必须立案者,也要当堂收取诉状;严惩诬告陷害者。这样,讼师就无法施展其阴谋诡计,差役就无法肆意贪污了。他常说:讼师为士,士为四民之首,其行为关系着地方的风气教化。利用写诉状坑害打官司的人,“皆寡廉鲜耻所为”。如果这种歪风不刹住,老百姓就不得安生。他一面恳切地说服、教育,一面贴出敦劝的告示,“激浊扬清”。一年多后,诉讼领域的不正之风逐渐得到有效遏制。

  (十)改革婚俗,剔除陋习

  原来,黎平府苗人婚俗落后:姑母之女必须嫁到舅父家,名叫“转亲”;如舅家无子,或有子而年岁不相当,男方则收取银两;若不满足其要求,就不许女方另嫁他人。故致延误婚期、酿出不幸事故。他认为“吟歌坐月”,听任幼男少女,不顾伦常,苟合寻欢,更有舍穷就富,因奸逃拐者等,有悖伦理道德。

  他认为这些陋习,会毒化社会风气!对此,他一面出示严禁,一面寄望于诗书礼乐教化功能,以此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如发布了《禁革婚俗示》,列举陋习,指出弊病,并要求全郡所有的人,共同负起责任来,割除陋习,净化社会风气:“示仰合境乡团民苗人等悉:自示之后,舅家不得强娶甥女,勒索财礼。凡有婚嫁,须凭媒妁。男女有别,勿任混淆戏谑。男不准无故弃妇,女不容有约背夫。……如此后仍狃于故习,不知悛改,有犯到官,本府惟有按例究办,决不以苗俗曲宽。并将犯者之父母、家长,坐以管教不严之罪。各该乡正,亦均难辞咎。尤望各寨之名列庠序者,时时劝导,教以大义。”

  (十一)建南泉亭,宣教世人

  相传,明末重臣何腾蛟早年在南泉山天香书院刻苦读书时,一日下山回家,遇一巨蟒盘踞路中,昂起上半截身子,口吐信子,煞是吓人。不想,何腾蛟却厉声喝道:难道要我从你腹下爬过去不成?正欲举脚跨蟒而过,不想蟒却躬身而退。足见其年少胆大,时人无不称奇。

  光绪三年,他主持修建南泉亭(也称“腾蛟亭”),以记此事,告诫人们:克服困难,潜心攻读,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十二)坚持学习,诗、书颇丰

  他一生坚持学习,诗作较多,著有《听雪斋诗集》。其中有一首中秋诗如下:“黔边蛮瘴秋多雨,难得今宵好月明。挨户送瓜人语杂,倚楼沦茗客怀清。木樨应节花重发,金竹传诗草又成。入幕诸君凭栏醉,独醒那禁故乡情。”

  他还是清末书法家,书法很有功力,曾重刊《忠义堂颜帖》。至今,黎平会议会址(原胡家宅院)、姚家巷11号宅院、敖市秦溪等处,仍留有他的墨宝——“种德收福”。

  光绪四年(1878年),他因丁忧(回家为老母守孝)卸职还乡。

  离任时,黎平府的邑绅乡民为了怀念他,将他在黎平的政绩,刻成《黎平府袁公去思碑》(文革被破坏,现下落不明),“刻碑纪实,以鋕去后之思”,长久保存。此碑是黎平籍进士胡长新代表民意所撰。这是旧时地方长官离任时,官民们为怀念而立的纪念碑,也叫德政碑。它可不是一般平庸官员所能得到的荣誉。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他升任贵东道道员(清代在省以下府以上设道,长官皆称道员,俗称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别,为从三品或正四品)。贵东道管辖镇远、平越(今福泉市)、都匀、思州(今岑巩县)、铜仁、思南、石阡等府,驻古州(今榕江县)。

  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1904-1905年),任贵州按察使(臬台);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任贵州布政使(藩台)。

  光绪三十二年,他卒于任上,享年七十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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