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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与吴文藻爱与学术的信仰

□邓 郁 谢祎旻 王双兴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9月上旬,在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门口的墙上,我见到了这段耳熟能详的作家语录。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深陷,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奖,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爱与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澜与坎坷,支撑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光辉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顺流

  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压迫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扬爱与温暖的备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做人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斯诺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1904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在女性深受禁锢的20世纪初,这确乎是冰心的幸运。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基督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扬,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说。

  宗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破坏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结论:在一切虚无、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永恒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虚空,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阻击”

  在弟子张海洋看来,吴文藻在别处不机智、木讷,因为他想的事更大。“所以他对生活琐事不会那么计较。”

  张海洋是吴文藻晚年最后的学生之一。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他就听人说“老头儿经常西装革履”。“他和这个楼里的其他教授比较不一样。比如他坚持这个西派着装。那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文明的标志。”张海洋暗忖。

  “谢冰心是官二代,吴先生算不上,顶多是小市民,农商小家子弟。但那个时代给他一个翻起来的机会,和时局有关。即使没有动荡,江浙出师爷,他们科考的能力,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智库。”

  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加入了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创办的留美华人社团“大江社”,是《大江社宣言》起草人之一。

  193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到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授课却是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官话,让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学生们大为惊奇。

  不久,日军侵华,北平待不下去。吴文藻和冰心带着孩子,悲伤地离开了他们眷恋的燕南园,先后辗转云南、重庆多地。颠沛流离的环境里,吴文藻主导、费孝通领衔实操的“燕京学派”在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上收获良多。

  为躲避日机轰炸,燕大与云南大学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搬至呈贡乡下的古城村魁星阁(简称“魁阁”)。这是一座嘉庆年间的砖木建筑,最上一层设有魁星的神像,费孝通在英文著作里把他描写成monkey-like god(长得像猴子的神)。80年前,在魁星的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费孝通在此研究写作。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面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费的同事们在此工作。最下一层,一张大圆桌是他们的餐桌,厨房在室内的左侧。周围环绕着古松与稻田。

  与田园风光相“匹配”的,是经费的严重不足,连买相机与胶卷的钱都成问题。一次,全体人员得了痢疾,工作中断几个星期。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没钱铅印,费孝通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蜡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便是这样印刷出来。每当吴文藻看到学生和同仁在困窘艰难中做出的研究成果,心里就分外感动。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魁阁”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人类社会学学者集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一位西方学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给了高度评价:“可以说,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西欧以外,世界上社会学发展得最繁荣兴旺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方面如此。”

  在昆明,吴文藻作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指派人主持“人类学讲座”。时值龙云执政,彝族人管事,开放和杂糅,对吴文藻的思想也是一种冲击。他原本认为“值得把钱和精力花在那里”,结果还是被人“阻击”了。

  在《民族与国家》这篇论述里,吴文藻提出并确定了种族、民族、政邦及国家的概念。他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相区别,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北大教授王铭铭认为,文章的实质关怀是,在那时的世界潮流中,中国面临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

  这令以“社稷”为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深感忧虑。傅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教育部高官朱家骅、杭立武收到傅斯年的信函,中止了吴文藻在云大的“人类学讲座”。偏居一隅也要大展宏图的吴文藻,胸中所怀“社会学中国化”之梦想,一夜间,戛然而止。

  “多民族国家观点没错。很多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这和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接近。”张海洋指出,《益世报》之争(费孝通与顾颉刚在该报就民族、边疆问题有进一步交锋),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是国家体系的。说吴文藻“不适合教书”,表面是争论,实际上是人事操作。

  到云南教学时,吴文藻对国民党执政的弊端体会得更深。费孝通和顾颉刚之争,实际上,费的理不输。但人事上,吴没法再干了。

  吴文藻毕生没有到过田野一线,这是不是他的一个遗憾,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个个成就斐然,费孝通是最好的例子。1931年,吴文藻让他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又将其引荐给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是在那一年,他邀请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

  和这些锋芒毕露的学生、同仁不同,吴文藻就像帷幕后那个胸有成竹的调度者与推手。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谋远虑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走出

  第二次见张海洋,他领着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那是一栋雕梁画栋的灰色建筑。上得三层,根据记忆,他摸索到了今天的民大教务处。七八十年代,在知识青年当中风靡一时的《世界史纲》译本便来自这间房间。“历史竟还可以这么去写,历史竟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到今天,韦尔斯的这本书还被许多读者认为是最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带领的翻译组功不可没。

  1971年8月8日,吴谢夫妇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受命”赶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接着便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纲》。那是冰心记忆里,“十年动乱”中最宁静惬意的一段日子。35天交完《六次危机》的译稿,古稀之年的夫妇二人回家举杯庆贺。

  “文革”结束后,民院开始招收民族学研究生。1980年4月,耄耋之年的吴文藻重新开始给硕士生上课。张海洋的毕业论文有关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吴非常欣赏。尽管当时身体已不大好,但从医院回来,他仍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看论文,越看越精神,缺个字母都要改过来。

  吴青去美国进修时,吴文藻为她选择了社会学。后来吴青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理念与遗志。

  1985年7月26日清晨,吴文藻打开卧室的灯,站起来想取手杖。手杖没够着,人倒下了。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吴谢80岁之后,曾经背对背写下遗书。寥寥数行的吴文藻遗言里,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两句:

  关于遗稿、积累资料、摘记卡片等未及整理供参考用者,可留则留,其余作废纸抛弃。过去费过心血的两项成书稿件:西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家族制度,均在文革期间散失……

  “他比我们想的更重要。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生命奇妙难测。冰心在青年时代,一直孱弱多病,经常躺在病榻上。到老,却比任何一个同龄人都精神。八九十岁,用毛笔写字,手一点也不抖;讲话不慌不忙,“像小溪汩汩而流”。

  1987年,冰心请一位老先生刻了一颗“是为贼”的闲章,自嘲“老而不死”,聊供自警。

  张海洋认可“相由心生”,他眼中的晚年冰心很阳光,“恶事不做,恶语不发,冰心相貌修炼好。吴先生过世后,冰心让我们去看她养的猫,送给我书,上面称呼我的妻子‘小友’。她很有心。”

  她所提倡的“真善美”,依张海洋看,真即诚信,善即公平,美就是多样性。“这是我对她的解读,也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主张。当社会变得苍老的时候,她还是‘装’(宣扬)嫩,坚持很浅的真善美。这就够了。”

  幽默而真诚的冰心晚年常有抱怨,更有抨击。她曾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千字文小说《万般皆上品……》,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还写过《我请求》,呼吁公民们重视中小学教育危机。

  看到一些针砭时事的报告文学,她就要动笔写评论。周明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越活越“反动”了。

  她笑答,姜不是老的辣嘛!

  老伴儿也走了,反正再没什么好记挂的,她说自己“无名可设,无官可罢,无款可罚,无权可夺” 。

  成立冰心研究会和建立文学馆。她写了张纸,大意是,做冰心的研究,要当冰心是个病人,把她抬到手术台上,进行解剖。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春节刚过,冰心平静地离去。

  “对她秉持的这份爱的哲学,冰心自己有过怀疑吗?”在福州和长乐,我几度问起王炳根。

  “应该是有的。因为当年那些批斗她的孩子,都是小读者,她是很难过的。”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她后来见过韩素音吗?”

  是的。1977年秋天,韩素音请了冰心夫妇在王府井全聚德吃烤鸭。席间,韩素音终于提出那个多年来悬在心头的问题:你们是如何从心里渡过“文革”那道关坎的?

  冰心喝了口酒,重新提到了1932年时,她在双清别墅回复外界对她“爱的哲学”批评时的回复。

  那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的“信仰”二字,这个信仰实际上支撑了我的一生,平衡了我的一生,让我的心灵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宁静。世间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件事不管好坏,都能找出积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我在“文革”中是逆来顺受,甚至认为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便丧失了自我,其实,我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信仰不仅是平衡了“文革”心态,实际上也平衡了我们走出燕南园的心态。司徒雷登为我们建造的小楼,燕园那个环境,文藻那样执着喜爱他的教职,但我们主动选择出走,离弃一切的舒适。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走出之后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了。《圣经》中说,当你在舒适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没有这种走出,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的萎缩,那是不可想象的吧。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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