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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田秋“两疏”为贵州始开科场

□胡启涌

  在明朝中期以前,贵州文教在全国处于靠末。仅举书院一例,在赵宋时期贵州才有一所书院,元代也只有几所官学。到明清时期,贵州则人才大爆发,呈现了600进士7000举人的蔚然大观。很明显的能看出,贵州文教的凋盛之界是明代中期,而将贵州文教由凋至盛的关键人物则是思南县人田秋。

  明代中期以前贵州未设乡试科场

  在明代中期以前的全国13个行省中,唯有贵州没设乡试考场,黔地士子考举人,只得跋山涉水,步行上千里到邻省参加科场考试。交通的不便,埋没了不少黔地人才。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始建行省,但科举现象依旧原地踏步,未曾改变。明弘治七年(1494年),贵州巡抚邓廷瓒经营贵州,便力主教育,向朝廷递请奏折,拟在黔地开科取士,以促进黔地发展。但明朝廷则回答:“贵州人才未盛,旧制未可轻改”。这一“圣言”让后来主牢贵州的巡抚们,再未上书朝廷议黔地教育改革一事,让贵州设科举考场的梦想痛苦地“窒息”了120多年。

  为什么明朝廷不在贵州开科取士呢?专家刘学洙、史继忠在《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中分析透辟:“这(指贵州未乡试考场一事)反映,明王朝重教化贵州少数民族以求安边,但并不指望贵州人才辈出并参加到国家统治层分享一份政治资源”。“(明朝)中央看不起贵州这个边远落后的地区,是强势中心主流圈对弱势边区的一种歧视思想。”对于建省不久的贵州,当时的明朝廷主要趋于军事统治,不重视教化治民,这使贵州教育在当时无奈地处在一个尴尬地位。

  思南人田秋的两本奏疏开启贵州乡试科场

  怎样才能让贵州走出文教历史的冷宫,改变尴尬处境;怎样才能让贵州拥有自己的科考园地,使黔地才俊走出大山。在这关键时刻,历史让思南人田秋上场。

  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明弘治七年(1494年)出生于贵州思南府水德江司(今德江县)。正德五年(1510年),田秋考中举人。四年后田秋赴京,参加礼部会试,赐甲戌科(1514年)同进士出身,时年二十岁。嘉靖元年(1522),田秋出任福建省延平府推官。六年(1527年)调任直肃河间府推官。嘉靖七年(1528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田秋先后任授京城户部给事中、礼部左给事中、史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在任给事中的八年中,田秋敢言直谏,是当时朝中陈述意见、有所倡议最多的大臣。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田秋升至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后又升任四川按察使、广东左布政使。晚年田秋告老归乡,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病逝故里,享年60岁。田秋深知贵州文教落后之苦,由于贵州当时没有设立贡院,每年乡试总是依附云南和湖广,黔地士人知学而无所施的历史问题引起了田秋的深深思考。

  嘉靖九年(1530年),“给事中”思南县人田秋,给皇帝上了一道《请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提出“国家取士,两京(北京、南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田秋在奏疏中饱含感情地写道:“贵州至云南相距且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侵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貌岸然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贵州远离朝廷,在朝廷又无政治资源利用,没有“靠山”为贵州说话。针对这现象田秋进行了分析:“科之不开,病于钱粮之少,臣以为不然。”田秋还指出:虽然贵州没设科场,但是每年的“举人牌坊之费”等开支还是由贵州出钱。在贵州设科乡试不过只多花“三场供给试官聘礼,”关于怎样弥补这笔“多余”开支,田秋在奏疏中进一步的阐述:“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思南府的棉花税”收入就够了。奏疏中田秋满怀恳求地冀望中央准许在贵州单独开科,并请求增加贵州举人录取名额,“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鼓励僻远的贵州士人奋力进取。田秋此疏文引起了嘉靖皇帝的重视,当即准奏。

  嘉靖十年(1531年),田秋鉴于“贵州一省制度草创,止有府学而州县尚无”的现状,痛感“百年以来,休养生态平息之余,似乎富而未教,一方山川之秀,诚为郁而未舒”,黔中士人“拭目以观文教之兴”,“皆有遣子入学”的强烈愿望。于是再奏一疏《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疏中田秋写道务川:“务川为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业辐辏,民庶笃实,士生其间者类多向学,而登科第者往往而有,只以离府五里册行,就学不便,是以闾阎俊秀者虽不乏人,而奋庸致辞身终于无路,臣愚以为务川县宜立县学一区。”写安顺时则道:“安顺州设有普定卫,其地上通云南,下接湖贵,实西南都会之所,号为多才,而该州亦未有学。臣愚以为安顺州亦宜建学一区”。说道印江:“印江离府虽无百里之程,而有三江之隔,夏秋盛涨未免病涉,且其邑多才,足以自成一学”。后来,务川、安顺、印江建立州学府学后,为全省各地的官学、府学、书院、私塾的兴起起到了引领作用。田秋两年两疏谈贵州乡试开科一事,都得到皇帝准奏,田氏壮举对贵州文教可谓是功当代利千秋之大事。

  贵州乡试考场从搁置四年到七年后开设

  田秋的“两疏”获奏后,但是嘉靖皇帝的亲批的“红头文件”也没得到及时落实。嘉靖十年(1531年)的贵州巡抚刘士元,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贵州巡抚徐问皆忙于平乱和稳定夷地,无暇顾及在黔省开设乡试一事。使此事一直被搁置到四年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年),才在接任贵州巡抚王杏的任内得以解决。

  王杏,浙江省奉化人氏,嘉靖十三年(1534年)接任贵州巡抚。他上任后,即把搁置四年贵州开科取士一事再次上疏朝廷:“贵州自建省设学校养士以来,历百五十来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诸生就试云南,苦于道路。今于贵州城内西南隅择地可以营建贡院。计所需白金二千四百余两,检藩库羡银可办。”《贵州通志.宦迹志》中对王杏说干就干的精神多有记述,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把在贵州开科行试的事落地了,才真正和全国其他十二个行省平起平坐,拥有了自己的乡试科场。

  贵州建成乡试科场时,已距明开国有169年,距建省已有124年,明代只存有276年,可惜贵州建成乡试科场时,历史留给大明王朝的时间只有107年了。但是,贵州建院虽晚,但大有后发赶超之势,贵州自嘉靖十六年(1537年)开科行试后,在明景泰年间、成化年间,举人名额皆呈上升势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贵州巡抚又为贵州争取了5名举人名额,到崇祯年间,贵州乡试科举名额竟达40名。在明清两代,贵州籍士人出任六部正副职及省级封疆大吏者,都有数十人之多。

  贵州开闱乡试后的蔚然大观

  自田秋“两疏”使贵州开闱乡试后,意义重大,教风顿兴,黔籍士子纷纷求学应试,争题龙榜。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开闱,就录取了25名举人,之后“逐科增多,最多时仅达40多名,这个数字比开科以前最高数额增加了一倍,极大地鼓动了贵州士人学子。

  从此,黔籍俊才纷纷登场:清平卫(今凯里)的心学大师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一生著有《淮海易谈》、《四书近语》、《督学文集》等名著。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贵州开省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万历四年(1576),孙应鳌还给皇帝讲授《尚书.周书》中的《无逸》章。清初的周渔璜,参加编纂《康熙字典》。安平县(今平坝)的陈法清代著名的治水专家,其所著《河干问答》一书,对治理黄河、淮河水患极有价值。长顺的但明论之批《聊斋》被学术界推崇,至今犹兴。邱禾是明朝贵州省进入翰林院的第一人。贵阳的周钟瑄,在开发台湾中多有建树。贵阳杨龙友之画与董其昌齐名,诗则公认为“崇祯八大诗家”之一。贵阳谢三秀之诗名响中原,为“天末才子”。独山莫与俦、江苏章为明代响当当的学者。郑珍、莫友芝、黎恂、黎庶昌等一批学者,开启了“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的神话。织金丁宝桢曾任山东、四川总督,是洋务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贵阳李端棻官至礼部尚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为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贵阳才华横溢的姚华,贵阳籍文状元赵以炯和麻江的夏同和,还有贵阳籍武状元曹维城。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很长一串。

  据张羽琼先生《贵州古代教育史》载:“贵州建省以前,全省只有官学不到10所,建省后猛增40多所,至明代末年共建有府州县卫学约有60多所,其中司学有8所,府学有13所,县学有11所,州学有4所,卫学有24所。”所以,明代中期是贵州古代教育蓬勃兴起的转折期,而田秋之“两疏”无疑是明代中期是贵州古代教育蓬勃兴起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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