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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俊:雍正朝的功臣,乾隆朝的罪臣

□高 勇

  王士俊(1683-1750年),平越(今福泉市)人,字灼三,号犀川,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康熙六十年(1721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因强力推行新政,成为雍正皇帝的能臣干将。在乾隆朝遭遇人生逆转,保住性命后,被削职回乡。

因垦荒有功成为雍正皇帝的心腹重臣

  康熙六十年(1721年)王士俊中进士,还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雍正元年(1723年),三年学习期未满的王士俊受到新皇帝青睐,提前走出翰林院到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任知州,从一介书生一跃成为地方官员。

  河南境内黄河经常决口,黄水泛滥成灾,而且水灾之后大量河沙堆积,良田也变成了沙地,老百姓十年有九年吃不饱肚子。面对民生凋敝,王士俊大胆改革弊端,第一招就是把以往治理黄河用的战备物资由官方统一采购变为在民间分散采购,降低成本。紧接着就是严惩盗贼、平反冤假错案、降低赋税,鼓励农民垦荒种粮,由此赢得无数口碑,许州知州王士俊操守才具皆好,得到雍正皇帝的首肯。次年再挑重担,兼任杞县知县。此后省会开封府下的祥符县(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知县出缺,河南巡抚石文焯眼中的得力干将王士俊调任祥符县知县,任上的种种作为又被雍正赞为勤干有才,实心任事。(《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可以说,河南的任职经历虽然不长,王士俊却赚足了皇帝的掌声。同年,浙江沿海海溢成灾,石文焯临危受命调任浙江巡抚。临行前石文焯向雍正皇帝提出一请求,从河南带了五名官员前往,王士俊就在其中。浙江赈灾任务完成后,王士俊回到祥符。从到浙江赈灾,到重回河南,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草木依旧,却是物是人非,最大的变化就是河南巡抚已经换成个性张扬的田文镜。

  田文镜办事干练,以铁腕闻名,集清官与酷吏于一身,与李卫同为雍正帝最眷爱的能臣干吏。(李)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招人怨恨)。虽为一省巡抚,但田文镜心里有个疙瘩,读书不咋地,不是正儿八经的科举入仕。这疙瘩老是解不开,结果导致心理扭曲,恶以科第起家者,见到科举入仕的,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横竖就是看不惯,有意督过(责备)之。(《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极具画面感,但颇为尴尬。当时祥符县遭遇黄河大堤决口,田地被泥沙所覆压,根本无法耕种,老百姓还得如常缴纳赋税。王士俊将百姓惨状及免除赋税的请求写好后,当面呈报田文镜,恳请巡抚代向皇帝奏请开恩。田文镜略阅即掷诸地,士俊从容俯拾,又呈给了巡抚大人,然后正襟危坐,静待答复。巡抚怒,厉责之,谓其好名。王士俊不生气,也没屈服,谓官可不作,民命不可不恤。(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五》)看着这位不屈不挠不怕事的部下,田文镜有气没处撒,也不知道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还是哪根筋被拨动,忽问出身。这一下把王士俊难住了,都知道田巡抚有心病,但领导这么问了,总不能张口说瞎话。王(士俊)眉蹙口涩,苦为万不得已而对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结果田以为刺己,愈恶之。([清]戴璐《藤阴杂记·卷二》)

  王士俊和田文镜的梁子算是结上了,好在心理扭曲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客观公正看待王士俊的人格品质和为官之道。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就诧异于这位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还不惧顶撞田文镜的下属,怕他遭报复,暗中设法保护。雍正三年,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进京入觐时,奏请带王士俊往广东任职。次年,雍正准奏王士俊出任肇高廉罗道道台。肇高廉罗道可真够大,下辖肇庆府、高州府、廉州府、罗定州,这三府一州涵盖了今广东的西南大部和广西北海、钦州等地,面积几乎就是现在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

  在接着说事之前,我们先来说说雍正皇帝。雍正给后人留下了两个非常极端的印象,一个是宵旰忧劳、夙夜在公,典型的工作狂。现存的雍正朱批有3.5万多件,批语总字数达上千万字,也就是说,雍正帝在位期间,每天至少要写7000-8000多字,而且从未懈怠,直到临死的前一天,还在处理政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雍正帝的勤政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个则是刻薄寡恩、冷酷无情,典型的冷血帝王。即位后,对参与皇位争夺的兄弟们残酷打击,处理完兄弟们后,又开始清理当初帮助自己登位的亲信,隆科多、年羹尧等一群功臣的下场就是兔死狗烹,雍正的冷血程度,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但是,也正是由于勤于庶政和高压酷治,执政13年里,整饬吏治、改土归流、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依次登场,强力推进,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因政纪松弛造成的整个国家颓废之势。雍正一朝吏治清明、国库充盈,政治、经济、文化达到最高峰,成就了历史上的杰出帝王,也成就了康乾盛世。

  在广东,王士俊沿袭在河南的施政方式,不遗余力推行新政,敢闯敢试,敢打敢拼,也招来无数怨恨。雍正五年,杨文乾请假回家葬父,代理广东巡抚阿克敦上奏弹劾王士俊,事由是负责对西江上的商船征收货税的肇庆府黄江税厂亏税银千余两。这次,雍正皇帝没去核实,更没冷血处理,反而护起犊子来,王士俊尚有用,小过犹可谅,当严饬令悛改(严肃告诫其悔过整改就行了),(《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还寻思着把王士俊调回自己身边。此后,剧情翻转,不仅证明了王士俊的清白,还揪出了阿克敦伙同广东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原瑛结党营私,陷害栽赃杨文乾和王士俊的窝案。招人忌恨、被人组团打击报复的干部肯定是敢出手、有作为的好干部,雍正对王士俊的信任更进一层,王士俊很快升任广东布政使。和别的布政使不同,王士俊争取到了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的权利,自己的想法作为、功劳困惑等等都可以直达御前,享受到了督抚一级封疆大吏才有的政治待遇。

  在雍正皇帝推行的新政中,排在前两位的是整饬吏治和开垦荒地。开垦关系到百姓温饱,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雍正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政策若不能落地,就是一纸空文,要把政策落到实处,就得抓决定性因素。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奖励)。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清实录·雍正朝实录 卷之六》)

  王士俊高压督促下属干活,出台政策鼓励百姓开垦种粮,垦荒政策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再加上有奏折直通车,隔三差五就汇报工作,雍正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位下属的想法、做法和成绩,由此更是对王士俊高看一眼、厚爱一筹。雍正九年(1731年),王士俊再获提升,任湖北巡抚。

  再继续说事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存世很短的官名——河东总督。河东总督于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设置,专管河南、山东两省内黄河事务,不参与地方行政管理。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驾崩,十一月继位的乾隆皇帝就裁撤了河东总督。在仅存的七年半时间里,担任河东总督一职的只有两人,第一任是田文镜,最后一任就是王士俊。雍正十年十一月,河东总督田文镜以久病未痊,奏请解任调理。允之。升湖北巡抚王士俊为河东总督。(《清实录·雍正朝实录 卷之一百二十五》)十年时间里,王士俊由州县小吏升到河东总督,这在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时间里是极其少见的。半年之后的雍正十一年四月,以河东总督王士俊兼管河南巡抚印务。(《清实录·雍正朝实录 卷之一百三十》)不仅主管河南、山东两省黄河事务,还成为历朝历代粮食主产区河南的最高长官,仕途到达顶峰。

  在河南,王士俊一以贯之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皇上旨意,一手整饬吏治,一手开垦荒地,而且都很猛烈。在整饬吏治方面,查处河南学政俞鸿图一案最为典型。雍正十一年(1733年)河南乡试,祥符县训导(教育局副局长)张正性迎来了三年一次的发财机会。收受考生贿赂后,张又贿赂河南学政俞鸿图,再由俞鸿图出马给考官打招呼,让行贿考生榜上有名,由此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条。这一年,47名考生向张正性行贿。有考生据实揭发,深知考生的种种不易,王士俊下令彻查,灰色利益链条很快曝光,俞鸿图为此丢掉了脑袋。

  垦荒大事,王士俊就更卖力了,从上任的第二年开始到雍正十三年七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上报开垦面积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亩,平均每月开垦达九万多亩,毫不夸张地说,河东两省开启了垦荒大跃进模式。这些成绩已经让王士俊成为雍正推行新政中的一杆旗帜。在河东,王士俊已是一言九鼎、无人能及的响当当一号人物,功劳和影响超越了前任田文镜。

  雍正十三年元旦,山东省城祥云捧日,同一天,河南各地得瑞雪一尺五六寸至二三尺不等,中原大地一片雪白。东边日出西边雪,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接到两地的奏报,雍正却大喜过望,原因很简单,两地都是王爱卿的管辖范围,这正是天道人事之感应。同时还不忘广而告之,朕因河东两省元日之庆云瑞雪,再将朕平日敬信天道、勤求民隐(民众的疾苦)之诚意,宣谕告诫,期与内外臣工共勉之。(《清实录·雍正朝实录 卷之一百五十二》)在皇帝眼中,王士俊就是百姓的福星,既能改天换地,还能感天动地的模范督抚,没有之一。

因批驳翻案受到乾隆皇帝贬责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九月,四子弘历继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雍正在位时太过严苛,弄得怨声载道,儿子继位之后,提出了宽严互济的执政理念,力求缓和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局面。

  这一年,乾隆皇帝只有24岁,虽然年轻,做起事来却老练沉稳,第一把火就是来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很快,一份奏折摆在乾隆的面前,上折的是三朝元老、自己的师傅朱轼。奏折直奔垦荒的主题,在概述四川、广西、河北执行垦荒政策出现的种种弊端之后,矛头直指河南。河南报垦亦多不实,州县田地间有未能耕种之处,即便开垦成功,亦由土壤硗瘠,数亩不敌腴田一亩。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老百姓,垦荒能有多大成效个个心知肚明,但还得勉为其难,有的甚至虚报谎报,这都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朱轼直接建议详察现在报垦之田,有不实者,题请开除。(《清史稿·列传七十六 朱轼》)

  十月十日,乾隆颁布“禁虚报开垦”令,禁令中河南一马当先,再次成为典型。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报出的数据多为迎合上司之意,其实并未开垦。那未垦荒而多交出来的钱粮从哪来的呢?是在现有的地亩之中增加赋税,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各地必须详加查核,报出真实的垦荒数,不得丝毫假饰。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经朕访闻,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四》)师徒二人一来一去,直接就把王士俊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为全国各级官员关注的焦点人物。

  这还没完,不久一份杀伤力更大的奏折又放在了乾隆的桌面上。户部尚书史贻揪住河南不放,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山石峻峭)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如果按照现在报的开垦亩数来收钱粮,要不了多久,老百姓就得鬻兒卖女以应输将者(收税的官员)。(《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

  两任河东总督中,田文镜已于雍正十一年去世,剩下王士俊孤零零地站在烈烈风中。看到史贻直的奏折后,乾隆很快做出反应,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两任河东总督都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河东总督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撤岗!王士俊回京城任代理兵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王士俊改任四川巡抚。

  至此,这场深刻的思想大讨论成果颇丰,纠正了错误,统一了思想,调整了机构,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分,第一把火初战告捷。

  在河南、京城,身处开垦漩涡中的王士俊没为自己辩解,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皇帝变了,风向变了,很多人跟风讨好,辩解不会有任何作用。到了四川,开垦风潮慢慢平息,想想可以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状况了,于是王士俊就给乾隆上了一道密折。密折内容和垦荒无关,只谈督抚大臣们上折子的目的,没想到这个话题很快让他陷入了更大的仕途和人生危机中。

  密折的核心内容就是几句话: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不论事理当否,专以逢合为心。(《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为便以理解,我用大白话翻译:近一段时间的奏折都在重翻旧案,甚至有人当着众人的面扬言,只要把雍正朝的事拿出来翻案,就是好奏折……有没有这回事,在不在理,可以完全不顾,只为迎合上级的想法。

  乾隆何等人物也,岂能看不出王士俊的想法。你说大臣们揣摩圣意,见风使舵,翻前朝的案来迎合我,这些都是幌子,你是在指责我翻前朝的案!乾隆初政时期,赦免了雍正年间被治罪的一批大臣、皇亲国戚,施政方针也由雍正朝的严猛整饬,改为宽严相济、刚柔相济。此时的乾隆帝最忌讳“翻案”俩字,这俩字太重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肯定不是倒行逆施,也绝不能说拨乱反正,因为拨乱反正就意味着前朝干的是坏事,把自己的爹给黑了,那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时候谈翻案,就是撩拨新皇帝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结果就是上览奏,怒甚,发王大臣公阅。(《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

  发给大家看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召集大伙议。朝堂上,乾隆首先表明态度: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然后,又详说康、雍、乾三朝政策的连续贯通,执政末期的康熙深仁厚泽,休养生息(实则政纪松弛,不便直说),雍正帝即位后,加意振饬,使纪纲整齐,我继位的那天,就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可以说我们爷孙三代的政策没有任何间隔,都是因势而导,顺势而为。王士俊指责我翻驳前案,是何用心?还有,你在河南垦荒,市(求取)兴利之善名,行剥民之虐政。(《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如果我父皇察觉,岂能宽宥你?现在倒好,你想掩饰从前之罪,中伤与己不合之人。这样的表态发言之后,大家可以想象朝堂上的热闹情景。

  乾隆元年七月,王士俊被解职,直接进了刑部大狱,交给王公大臣会审,会审结果就是按“大不敬律”斩立决。通常被判死刑的,都会待秋后问斩,而斩立决就是立即执行,说明罪大恶极。年轻的乾隆帝再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成熟度,即便这人犯了“大不敬”罪,前朝的罪臣都释放了,总不至于把前朝的功臣给砍了吧,改为“斩监候”,待秋后看悔过情况再决定是否执行。

  第二年的正月,保住了性命的王士俊被削籍返乡。乾隆二十一年(1750年),病逝于家中。

  总结王士俊的仕途历程,可以说是成也垦荒,败也垦荒,也可以说是成于雍正,败于乾隆。王士俊有能力,敢说敢为,但对一些敏感话题的把控明显有问题,翻案话题直接击中了新皇帝的要害。在封建时代,不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名,足以让人身败名裂,常人如此,更何况是皇帝。如果不迅速不彻底打倒王士俊,闲话会越来越多,麻烦也会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王士俊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清史稿》对王士俊的总体评价是完全否定,绝对的差评,士俊及高宗初政,绌而犹用(垦荒之策),乃创翻案之说,欲以荧(迷惑)主听,箝(探测)朝议。心险而术浅,其得谴宜哉。(《清史稿·列传八十一 王士俊》)我们无权去评价史料的对与错,但可以用现在的认知去看待过去的人和事。抛开翻案不说,作为直臣、能臣,王士俊在雍正朝新政中有极大作为,有功于国家,有恩于百姓。但是正如雍正皇帝一样,他吃亏也在这个酷字上,得罪了很多官场中人,更要命的是为了政绩搞垦荒大跃进,好大喜功,贻害地方,有罪于百姓。个人认为,对王士俊的评价应该是七分功三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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