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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从词作看柳永的戏剧人生(下)

□文/图 宋晓勇

  (续接上期)关于金主完颜亮是否确因《望海潮》词而萌发“投鞭渡江之志”不得而知。然完颜亮仰慕汉文化,且能诗善文大概不假。据金人宇文懋昭所著《大金国志》记载:“海陵炀王名亮……汉言其貌类汉儿,好读书,学奕、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又“海陵少而知书……一咏一吟,冠绝古今。”从立场观点来看,这种笔法或许有金人自吹自擂的成分。

  岳飞与金国不共戴天,其孙岳珂大半生的精力都在著书为岳飞申冤。然而,岳珂在其《桯史》卷八中却说:“金酋亮……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疆,整整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其居位时,好文辞。”随后,岳珂不厌其烦的记录了完颜亮的七、八首诗词。观其措辞,批判完颜亮性情残忍、无道乃是主基调,然对其诗词却难掩推崇之意。

  金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关于完颜亮能诗善文的记载

  而《宋史(高宗本纪》也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亮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之上,遂自将来攻,兵号百万,远近大震。”可见,完颜亮确实曾“投鞭渡江”对南宋发起了攻击。

  通过罗大经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关于柳永的《望海潮》词为南宋朝廷招来完颜亮百万大军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一位叫谢处厚的诗人附会这种说法写了一首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这个‘谁’,当然是指柳永)?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江南那些风景秀丽的花草树木本是无辜、无情之物,孰料却引来金人渡江南侵的万里哀愁。其语带双关之意是,人家柳永在作这首词的时候,哪里能料到一百多年后这首词竟能把金军招来呢?

  其实,罗大经关于柳永的《望海潮》词引发大金国主完颜亮“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首先是金人宇文懋昭纂修的《大金国志》,该书卷十四记载,早在大金正隆四年(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完颜亮就曾在派往南宋朝贺来年正旦的使团中,“隐画工于中,即敕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得到临安城的风景画后,完颜亮非常喜爱,命将此图绘制成屏风的同时,他又有所创作——将自己横刀立马的形象画于该图的吴山(山在西湖东南,下同)之上。

  《大金国志》关于完颜亮因《望海潮》词决意南征的记载

  该书卷十五又记载,大金正隆六年(即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的一天,完颜亮与梁大使及妃嫔们在宫中游览,他被一段优美的唱词声所吸引,遂循声而去,问“适唱何词?”唱词者李贵儿答道:“乃柳耆卿《望海潮》也。”一旁的梁大使也陶醉了,说:“此神仙词也!”完颜亮又问朝中有谁曾去过宋朝的江南。梁大使说,兵部尚书胡邻曾去过。完颜亮立马召见胡邻,“首问钱塘之景”。胡邻极言江南的美丽与富庶:“江南扬州琼花、润州、金山、平江、姑苏、钱塘、西湖,尤为天下美观,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数景,天下已罕,况于他乎?”听闻此言,完颜亮大喜,“遂决意南征”。

  其次,南宋工部侍郎、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撰编年体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上述记载亦有所旁及。该书卷一百八十三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即大金正隆四年)十二月,金国派使者、汉人施宜生来朝贺正旦。是月丙子日,宋廷吏部尚书张涛奉诏以馆伴使身份,在驿馆设宴招待施宜生。席间,张涛对施宜生展开了润物无声的统战攻势,施大为所动,遂巧妙的向张透露了大金国主完颜亮将对宋廷采取军事行动的重大情报。李心传紧接着记述道:“亮又隐画工于中,即使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既则绘为屏,而图己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后题以诗,有‘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盖亮所赋也。”

  关于此事,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二、岳珂《桯史》卷一和卷八、南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六、《宋史全文》卷二十下、及《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虞允文》本传等均有记载。孤证不立,文无重出而事可互见,足证当时临安城的富庶与繁华,令仰慕汉文化的完颜亮是多么的垂涎。于是,他要提兵百万,投鞭渡江,立马于西湖之畔吴山的主峰之上。

  金庸先生将这一史料运用得出神入化,在其《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三回《大闹禁宫》中,大金国六王爷完颜洪烈与“儿子”杨康在临安城内的“三元楼”款待西毒欧阳锋时,被叫来助兴的歌妓唱的正是这首《望海潮》词。完颜洪烈趁势对杨康进行了一番“国史”教育,他对杨康说:“我大金正隆年间,金主亮见到柳永这首词,对西湖风景欣然有慕,于是当派遣使者南下之时,同时派了一个著名画工,摹写一幅临安城的山水,并图画金主的状貌,策马立在临安城内的吴山之顶。”这种将历史史实与小说情节无缝对接的手法,真达到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艺术效果。

  然而,罗大经并不认为柳永的《望海潮》词招来完颜亮的入侵是坏事,他幸灾乐祸地说:“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即遗憾)也!”

  综合《金史》《大金国志》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完颜亮在是年御驾亲征南宋的战争过程中,先是后院失火——其从第完颜雍趁中原空虚,在东京辽阳称帝,南侵将领首鼠两端,部队军心涣散。继而又在采石矶遭南宋名臣虞允文重创的情况下,以残忍手段逼迫大军强渡长江,并给众将定下渡江期限:“三日毕济,过期尽杀之。”众将惶惧不可终日,密谋兵变,完颜亮遂于是年十一月乙未日深夜,死于哗变将士“矢下如雨”的乱箭之中。罗大经所谓柳永的《望海潮》词“卒为金主送死之媒”,盖本于此。

  借助史籍记载穿越千年的时光回望柳永的一生,他可谓成也填词,败也填词。因着他的那些词作,千百年以来,百姓对他不曾有一刻或忘。然而,柳永也因为填词,毁掉了他的仕途前程。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柳永进士登第后,其仕途的升迁几度受阻,最终仅以屯田员外郎(正七品)致仕,世称“柳屯田”。

  关于柳永仕途不畅的原因,正史并无记载,只从散见在众多宋人笔记中的记载,隐约可知其词作俚俗、香艳的名声,对他的升迁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关于他的升迁遇到的制度上的难题,甚至引发了北宋官制的一次小小的改革。

  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关于从柳永开始初任官需考满才能被举荐的记载

  仍据《避暑录话》卷下记载,本来初任官(即新科进士初次任官)的升迁推荐是不受任职年限的限制的,主要看政绩。柳永进士登第后,初授官职为睦州掾。他到任后颇有声绩,郡守联合司、监等官员向朝廷推荐他。柳永遂获调进京,赴吏部铨选。然士大夫阶层对他“物议喧然”,柳永遂不得升调。朝廷于是紧急出台新规——以后初任官须在规定的任期内考核合格后才能有被举荐的资格。以此解释了柳永作为初任官不得升迁的合理性。《避暑录话》记载:“自是,诏初任官须满考乃得荐举,自(柳)永始。”可见,这个“规”,就是专门为柳永量身而“定”的。

  然而,这只是柳永初入仕途的一次小小的挫折。导致柳永仕途被“雪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填词弄巧成拙,不称圣意。就目前所见,唯北宋王辟之所著《渑水燕谈录》卷八对此事的记载最为详细: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关于柳永填《醉蓬莱》词忤旨的记载

  “柳三变……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入内都知,宦官名‘入内内侍省都知’的省称,考该‘入内都知史某’或为史志聪)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原来,一位姓史的宦官爱惜柳永的才华,想寻机推荐他。适逢司天台奏报,说天上观测到了“老人星”。按照传统星象之说,此星主性情仁厚,有南极仙翁及寿星的说法。此星的出现,乃是极大的祥瑞之兆。古代帝王都笃信“天人感应”之说,上天赐予这么大的祥瑞,那必然是“朕”的仁政得到了上天的认可。所以,宋仁宗很高兴。

  恰巧教坊司新进一首《醉蓬莱》的曲子尚未填词,乘着喜庆祥和的氛围,那位姓史的宦官便推荐柳永为《醉蓬莱》曲子填词。柳永也渴望通过这次机会得到升迁,他“欣然走笔,甚自得意”。

  笔者查到了柳永的这首词,虽婉转含蓄,然主旨在不露声色的颂圣,在应制诗词中算得是上乘之作。其中有句云:“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老人星见”的祥瑞气氛。

  孰料,词稿进呈御览时,仁宗皇帝见开篇首字即为“渐”字,脸色立马就变了。分析原因,盖因古代,“大渐”一词几乎是帝王病入膏肓时的专用婉辞。读到“此际宸游,凤辇何处”一句,其意又与宋仁宗为哀悼父亲宋真宗所作的挽词暗合,仁宗皇帝脸色“惨然”。至此,这首应制之作已然和“老人星见”的祥瑞氛围格格不入了。

  显然,宋仁宗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戴着有色眼镜的。究其原因,这与此前柳永于落第后在其《鹤冲天》词中发出的“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抱怨之言,使宋仁宗感到不爽是不无关系的(见前文)。

  见收尾又有“太液波翻”之句,仁宗皇帝说:“何不用‘波澄’?”于是将柳永的词稿仍在地上,“永自此不复进用”。

  据《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十七》记载:“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即作词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可见,宋仁宗也喜好填词作曲。

  揣摩“太液波翻”之句不称仁宗圣意的原因,或因词的下阕用“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及“披香帘卷,月明风细”两句,已经烘托出了一派静谧祥和的宫廷夜色,此刻却突然“太液波翻”,于全词意境稍显唐突。

  或许柳永用“翻”字的本意,是想形容禁苑中的池沼在清风明月下波光粼粼的样子。然而,因仁宗皇帝此前对他已有很深的成见,所以,这位皇帝此刻更加愿意将此“波翻”理解为折戟沉帆的那种“波翻”。他于是给出修改意见,说:“何不言‘波澄’?”这是形容水面宁静且清澈透明的意思,与全词意境也是相切的。窃以为静则静矣,到底不如“波翻”那样,宁静之中还有浮光耀金的光影朦胧、摇曳之感。

  北宋张舜民《画墁录》关于吏部及宰相晏殊不敢为柳永改官的记载(《宋人轶事汇编》卷十转引)

  应制却“忤旨”,可见,柳永狂放之才,是多么的不善于官样之文。举凡应制之作,都需小心谨慎,内容如何尚在其次,以避免犯忌为第一要务。作为遣词造句的行家里手,柳永焉能看不出上述词句潜在的“违和”之感?但他终究不改,这是他放浪不羁、不屑于阿谀媚俗的性格所决定的。

  柳永在地方任官已历三任九年,且颇有政声。按照宋代官制关于地方官三任考满,吏部就应对其磨勘改官的规定,柳永已经具备升迁的资历。然而,据《宋人轶事汇编》卷十转引北宋张舜民所作《画墁录》的记载,柳永填《醉蓬莱》词忤旨后,吏部便压着不敢对其磨勘。柳永忍无可忍,直接质问当朝宰相晏殊。晏殊问:“俊贤(美称),您作曲子吗?”柳永针锋相对,说:“像您这样尊贵体面的相公不也作得一手好曲吗?”晏殊等的就是他这一句,马上就用柳永作的一首关于春季少女思念远方情郎的词作(即《定风波》词)揶揄他:“我虽然也作曲,但我没有作‘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的浓词艳赋。”柳永无奈,只得默然而退。

  纵观柳永的一生,可谓生前失意,死后成功的典型。他的词作虽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但直到柳永去世六、七十年后的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柳词在民间仍有相当多的“铁杆粉丝”。南宋徐度所作《却扫编》卷下记载,当时一个叫刘季高的侍郎在相国寺的智海院吃饭。席间,这位刘侍郎对柳词大肆诋毁。旁边的一位年长者听见后,从容取出纸和笔,并跪在刘季高面前,说:“您说柳词如此不堪,您何不作一首出来我瞧瞧!”《却扫编》记载,听闻此言,“刘默然无以应”。

  柳永晚景甚为凄凉,《避暑录话》下卷记载,他以屯田员外郎致仕后,死于旅途中,临时停灵于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座僧寺内。大约20年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字和甫)任润州太守,四处寻访柳永的后人,皆杳无音讯后,王安礼“乃为出钱葬之”。

  一代风流潇洒的词人,将美丽、典雅的词章留在了人间,感动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临终景况之哀婉、凄凉,直教人唏嘘感叹。

  或许因柳词“本代歌妓抒情”之故,命运悲苦的歌妓们并没有忘记这位“代言人”,直到柳永死后一百多年的南宋时期,她们仍会自发的聚集起来,定期为柳永扫墓。南宋祝穆所撰《方舆胜览》卷十一记载,每到清明时节,当时福建路所属建宁府的歌妓们都会自发赴柳永墓祭扫,时谓之“吊柳七”。与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对“柳永现象”视而不见的装聋作哑对比,那些被视为低贱的青楼歌妓们岂非要有情有义得多么?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关于歌妓自发为柳永扫墓的记载

  今天的人们对柳词的评判,早已突破了旧时那些陈腐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著名宋代文史研究者刘永翔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南宋周煇所著《清波杂志》进行了校注。针对该书卷八以贺铸及柳永著文虽多,但独以“乐章脍炙人口”为反面教材,得出“大抵作文,岂可不谨”的结论,永翔先生在校注中阐发道:“夫柳、贺之所以不朽,正以词耳。一代有一代之文,而当局者迷,丁其时(丁时,本意为适逢其时。此处当指受时代背景的局限)者固不易知之。”大哉斯言,九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柳词的态度大抵随着时代背景的更迭有时好时坏的评价。

  其实,山水本无言,情自在心中。对同一处山水,不同的人会有或喜或悲的感受。这种“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感受,与其说是山水造成,毋宁说是各人心境造成。推及柳词,如果我们仍能被柳词的牵引而心猿意马,以致于神魂颠倒的话,那不过是各人心中的“魔”在作祟罢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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