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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黔中奇男——刘清(上)

□谢超恒

  盖世英雄所产生的时代当然可以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浑身上下,都充溢着让大多数民众敬仰的人格魅力和优秀品质。

  清朝时期就有这么个人物——刘清,他是黔中大地贵阳府广顺州(今长顺县广顺镇)人。当时人们在心底默认他为“英雄”、“黔中奇男”,而口头上则称他为“刘青天”,连皇帝都这么称。这里,“英雄”、“奇男”与“青天”的含意是等同的。

  嘉庆十年(1805年),朝廷召见刘清,这时刘清已经六十三岁。受皇帝直接召见,刘清自认为虽然没什么震惊天下的大功,却也晓得不差,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坏事,但会好到哪里去?他心头也没个底。自然,没底也没什么要紧的,他心里亮堂着,并不希望得到什么高官厚禄,这是他的本性。他从四川起程,千里迢迢,按时进京觐见(拜见、朝见)嘉庆皇帝。

  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刘青天”及平息川东“教匪”的有功之臣,嘉庆帝大加赞赏,特赋诗一首:

  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

  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生来不爱钱。

  有守有为绩昭著,无偏无欲志贞坚。

  空群羡尔超流俗,明慎咸中治理宣。

  受皇帝赐诗,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受赐者极少。在刘清之前,贵州人中只有李士杰一人受赐。

  刘清本来就早已名扬川中大地,这时被至高无上的皇帝赐诗称赞为“青天”,由此,刘清名闻天下。他与李世杰、杨芳被誉为“黔中三奇男”。

  “青天”一名,刘清受之无愧。“青天”原本指判决公案、处理公事时正派、不徇私枉法。这里主要指刘清作为地方官,他笃厚而巧妙地应付朝廷百官,忍辱负重,善待百姓,以清朝普通官员之力,把乱世化为平静的战略战术。

  

  刘清,字天一,号郎渠,又号松斋,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生于贵阳府广顺州陈亮堡(今贵阳市花溪区花溪乡陈亮村)。他的父亲叫刘复仁,曾任浙江萧山知县。刘清从少年时代开始,喜好读书,特别爱读《左传》。对《左传》,他研读得很认真,特别是对于那些描写战争的篇章和攻守之策,他都要仔细琢磨,背诵如流,并深深地悟入心底。刘清学识深厚,而且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不像别人“死读书,读死书”。然而,也许因为这样,他在科举场上几次应试却不中,年逾三十岁了,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但从刘清以后的表现来观察,他属于低分高能的人才。在三十五岁时,幸好在贵州乡试中,遇上一个善于识别人才的主考官,他被特选为“拔贡”。“拔贡”由省一级中的生员中考选,保送进入上一级学习,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刘清这才有了做官的资格。之后,刘清在京城四库馆做了七年的誊录(文书档案抄写员)。因工作表现突出,他被授予候补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级助理职务)一职,派往四川,终于步入仕途。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清四十七岁,由候补县丞转正任冕宁(今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县丞(正八品)。

  刘清早就耳闻目睹了官场的腐败,痛恨当时的军机大臣和珅,以及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藩司陈淮等人鱼肉百姓、聚敛巨财的丑恶行径,因此,上任后,他暗自发誓,决心以清廉守住自己,勤政清政,尽其所能为民办事,爱民如子;同时,把自己所应该得到的薪水,除留下一点维持基本生活外,其余全部用于救济那些生活处于困苦不堪的贫民。当时,许多人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官?贪官劣官多了,老百姓受苦多了,出了这么个清官,人们产生这种惊讶,可以理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于政事勤勉、民望甚高,五十岁时,刘清升任南充知县(正七品)。

  这似乎应验了“好人有好报”的古训。事实上,这是刘清秉持“当官必须为民”的本意所产生的结果。

  刘清虽年届五旬,才七品小官,但他当官爱民的理念、秉性已经固化。他怀着一颗造福地方的雄伟大志,在南充任知县三年,其廉政爱民之声名,传遍了川中大地,在治理县一级的工作中,其政绩在四川名列前茅。

  

  乾隆后期,多地爆发白莲教起义,刘清被卷进了清王朝镇压起义的洪流中。

  什么是白莲教呢?这里,有必要对其作个解释。白莲教是一个宗教概念,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的始祖为东晋释慧远,他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合为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的信徒们以之为楷模,尽力效仿。北宋时期,净土宗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容易被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白莲教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次大起义呢?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又由于人口增长迅速,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大量的饥荒饿民,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四川、湖北、陕西交界的南山和巴山的深山老林地区谋生,人数以百万计。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当时白莲教的宣传也就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于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川、湖北、陕西三省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起义规模逐渐扩大,官军八方征集能人进剿,战事不断。

  白莲教起义像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毕竟没有一种正规而崇高的“顶层设计”作为统领,因而在举起起义大旗的同时,客观或主观上也在干着危害平民百姓的事,可怜的百姓往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刘清此时任南充知县已经超过三年。按照常规惯例,他在任三年很不一般的政绩,完全应该被上级提升了,但此时的南充县正在被白莲教起义祸及。上级深知刘清在南充名望极高,也有意留下他稳住县域局势;而另一方面,刘清作为一县之长,他觉得守好本县局势,让百姓不受战乱之苦,是他的分内之事。由此,升迁之事便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南充是一个小县,平时只有几十名差役,没有清朝的正规军驻扎。于是,刘清仔细掂量了一番后,决定上奏请示,要在县内乡民中招募乡勇。南充百姓平时深感刘清爱民恩众,几乎是一呼百应,乐为其用,不多时,便招募了精壮的乡勇500人。经过分发兵器、严格集训,这支部队立即投入到平定义军、保卫南充的征战中。

  刘清采取了不同于其他清军的剿灭方式,即对南充境内白莲教军,既进剿又安抚,加上在义军中,多数义军在当乡民的时候,早就知道刘清的仁廉之名,他们在与刘清相遇时主动避开,力求不战。不到一年,刘清便把南充平定下来。

  当时的四川总督叫英善,他听说刘清在南充剿匪智勇双全,于是,急忙下令,调刘清率领其部队前往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征剿白莲教教首徐天德。刘清依然采用抚剿兼施的办法,连连奏捷。嘉庆二年(1797年)春,刘清生擒了徐天德的舅舅王学礼。王学礼被俘后,切身体会到刘清的宽厚正直,深受感动,于是,向刘清报告了白莲教教首徐天德和王三槐两人皆有归顺官府之意。刘清立即向总督汇报,并主动请缨,前往招抚教首王三槐。

  这时的四川总督改由宜绵接任,刘清的主动请战是他巴不得的事。于是,刘清接下了招抚王三槐的任务。

  在前往王三槐驻地的那天,一路飘落着秋雨,但天气并没有影响刘清招抚的决心。他没带随从,只身一人,当他步入王三槐的军营时,虽然手持兵器站立在通道两边的白莲教义军已经得令,没有上前阻拦,但个个横刀怒视,态度极不友好。刘清对此毫不在意,神情自若地直抵王三槐卧榻。面对独闯虎穴的孤胆英雄,王三槐惊诧不已,暗自佩服,慌忙从坐椅上站立身子,满脸笑意,以礼相待。

  在招抚过程中,王三槐对刘清印象极好。刘清态度诚恳,语言温和,毫无大清朝官员的骄横之气。刘清在指出白莲教聚众造反,既祸害国家又祸害百姓的同时,又真诚地希望其放下武器,从善为民。双方各自倾谈数时辰之后,刘清提出要遍访王三槐麾下各支义军军营,且说明:目的是安慰士兵。王三槐暗暗思忖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就应了下来,并陪同刘清遍访各路义军军营。

  接下来的几天,刘清每每到达义军营地,由于义军均知其清廉之名,对其极为恭敬,尽备酒食迎送。刘清酒量很了得,一般人不是对手,酒席间他谈笑风生,但把持有度,决不会自乱分寸。刘清的确是个坦荡君子,而且胆大心细。他一连数日,夜宿义军营地,走到哪里,夜宿到哪里,而且上床即熟睡,鼾声大作。心怀不轨、没有诚心的人能如此坦荡吗?义军士兵们更加敬佩,白莲教之教徒们惊为神人。

  然而,王三槐是个深受压迫剥削、苦大仇深的人,自然不敢相信刘清的任何承诺,对刘清这位清朝官员仍有所防备,当时没有答应刘清归顺朝廷事宜,因而,这次劝降无果而终。但王三槐对刘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出于礼貌,刘清离开时,他亲自护送返回清军营地。

  不多久,刘清第二次奉命前往安抚招降王三槐。王三槐已经深思多日,觉得刘清前次对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决定归顺朝廷。当日,王三槐得报后,亲自走出军营,以十分真诚的姿态迎接刘清,没说上几句礼貌寒暄的话,便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刘清由于前次招抚失败,当然清楚王三槐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是轻易能改变其观点立场的人。但为了完成任务,刘清仍坦诚相待,同时向其宣布朝廷旨意,限定招降日。王三槐满口答应。受降地点是一个叫双庙的地方。

  四川总督宜绵疑心很重,担心王三槐有诈,便与刘清商议对策,商议的结果是:为防万一,不能只由刘清孤身一人担任招降重任,决定派一位政府大员同刘清一道前往。

  受降日这天,在受降仪式上,王三槐态度十分谦恭卑微,跪称“犯民”,他的确已经打定主意受降了。然而,那位政府大员骄横惯了,是个不讲方式方法的粗暴人,还没等刘清发话,他就气势汹汹地大骂王三槐为“死囚虏”,指责其“犯上作乱”,判定其“罪该万死”。刘清一听,急了,想立即以自己拿手的招降方法缓和气氛,但王三槐哪里受得了如此突如其来之辱?没等刘清说话,猛地愤然站立,一边高喊:“为公正、平等而造反”,一边飞步而出,跃上战马,返回军营,致使招降又遭失败。

  事后,那位大员知道要被问责,为了推脱责任,抢在刘清之前,恶人先告状,不仅不承认自己错误,相反还把责任全部推诿给刘清。总督宜绵大体弄清情况后,可能是考虑到“大敌当前,不宜斩将”的缘故,没有过多地责备那位大员,并认为无论怎么说,刘清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为刘清没有阻止住那位大员的不当言行。刘清虽然觉得冤屈,但事前没有同大员统一好说辞,说一点责任都没有,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便有些自责起来,不作任何反驳。好在总督很器重刘清,虽然心里对此极为不满,但还是及时向朝廷求情,刘清才没有受到惩处。

  嘉庆三年(1798),清军与王三槐的义军在安乐坪展开攻防战,这时的四川总督叫勒保。勒保亲自督战,但在久攻不下、无计可施之际,他思去想来,还是想到了刘清,于是,又派刘清前往招抚。

  刘清这时任“兵备道”一职,由于有前两次招降的失败,他对这次招降能否成功并无把握,但刘清再三自我鼓励,把信心充实得满满当当的。当刘清步入义军大营时,王三槐自认为前两次出入清营并无危险,自信得很,他估计总督勒保拿他没办法,防备的心松散下来。他答应刘清说:如果总督勒保出具人质,他愿意前往清军大营谈判。总督勒保得到这一报告后,大喜过望,特意避开刘清,独自心生一计:即按王三槐的要求,一边派一名“贡生”和一名“都司”入教军军营作人质,一边暗中酝酿抓捕王三槐的计划。王三槐的确过于松懈,一点也不作防备。当其毫无防备地来到清军大营时,没想到勒保突然变脸,喝令拿下。随后将王三槐装进囚车,立即囚送京城北京请功。刘清当然事前并不知道这是一场阴谋,事后才感到遭到了愚弄和欺骗,因而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这一点也不是他行事作风,他甚至觉得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但作为下属,他又觉得无权评论总督勒保的对错,更不能指责上司手段的卑劣。对于王三槐的悲剧,刘清总认为自己是始作俑者,他在负疚,他在自责。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让清王朝严重受挫,因而,朝政上下都以此作为当时的头等大事,当总督勒保把王三槐押送到京城后,嘉庆帝亲自审讯。嘉庆帝首先问王三槐为何谋反,王三槐目光直视嘉庆帝,很响亮地回答道:“官逼民反!”

  嘉庆帝有些不悦,不解地反问说:“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

  王三槐理直气壮,正色道:“惟有刘青天一人。刘青天者,川民以呼刘清也。”

  “使官如刘青天,百姓断不反!”看着嘉庆帝不解的样子,王三槐接着又补充说。

  嘉庆帝听罢王三槐这番言词后,似乎略有所思。庭审后,特意下谕旨说:“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引避而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 总督勒保得到皇帝谕旨,根据事实,将刘清战功政绩奏上。嘉庆立即晋升刘清,任直州同知(正五品),并赐给花翎。受赐花翎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受赐者极少。

  作为对手,王三槐临死的时候,仍崇拜着刘清“刘青天”,这说明了什么呢?历朝历代的大多数封建统治者,让广大贫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偶尔遇上一个如刘清之类的好官,怎么会不铭记于心呢?从王三槐的话中,当时的嘉庆帝对自己的统治不知能悟出些什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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