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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化自信”必然要通过“文化自觉”之“道”来完成,然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迄今已逾三十年,理论需要发展和应用的实践才能与时代同步。且形而上的“道”需要形而下的“术”落到实处,这个“术”就是利用文化的自主性促使文化合理化,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相互适应和促进,可称为“文化自主”。中华文化在过去的历史中屹立千年,其根基是儒学的理性坚持自身,使得中华文化具备了文化自主的能力,不断包容、吸收异文化,并通过代际传承延续至经济发展迅速的今时今日。因此,应当更充分地发挥中化文化的“理性”思想,从而由“文化自主”达成“文化自觉”以实现“文化自信”。

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主”与“文化自信”

□秦 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费孝通在八十岁寿辰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印证了彼时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初期的时局环境,那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种主要趋势,费先生认为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天下大同”,而实现“天下大同”的途径应是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的“文化自觉”。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阐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再次指出:“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从“培养”到“树立”到“强调”,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但是,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实质上是彼时世界格局客观条件下提出的由觉知而形成的“道”却非“术”,他对于“文化自觉”的定义是:“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复归’的意思,不是要重复,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自知之明”的形成显然不是一蹴而就,通过这一“道”要达到“文化自信”的目标还需要“术”的配合,而“术”的最佳选择无疑是马克斯·韦伯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证实的通过文化的自主性可以实现文化的合理化,这便是费先生也认同“文化的自主能力”,即“文化自主”,从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力求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共处局面。

  一、“文化自觉”之“道”出现的必然性

  谈“文化自觉”必然涉及文化的范畴问题,由于“文化”概念宽泛无法给予文化一个公认的定义,从自然属性上区分仍能够大致划分文化的范畴:文化包含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主观文化。物质文化显而易见是指人类物质生产、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相关的物质性产品集合。物质文化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是所有国家追求文化发展的第一要务。社会文化包括所有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准则在内,不同民族、地域、国家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若把文化看作一个意义系统,则文化包括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观念,这些共同构成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共享知识的主体构成了主观文化。“文化自觉”强调的“自知之明”应当更多地对应主观文化的部分,但应认识到文化的三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当然,主观文化可能会合法化和强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一点已经在韦伯的新教伦理案例研究中得到证实,因此反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的主观文化范畴,会更为明晰地认识“文化自觉”之必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开放经济贸易流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行为和消费文化观念涌入中国,与改革开放前的红色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前后,向往着经济发展优先的中国普通民众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抱有崇洋媚外的思想,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第一,留学热和出国热。1978年,邓小平作出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自费留学的暂行规定》,留学热和出国热席卷全国;1992年葛优主演的电影《大撒把》形象地描绘了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出国梦,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走出国门,公派留学、自费留学甚至远嫁海外。第二,对于进口产品的盲目崇拜。内陆地区的普通民众对进口产品充满了好奇,甚至认为国外生产的一定是优质产品、名牌。从正规途径购买进口产品的机会和种类都有限,那时又没有网络购物等渠道可以获得,有亲戚朋友在国外代购回国的外国产品显得很稀有,当然,同一时期也创立了不少知名的国产品牌,但数量和种类上仍然不足与外国产品竞争。 第三,民众学英语的热情高涨。1981年中国开始有了托福考试,1993年创立的新东方英语和1994年创立的李阳疯狂英语等等语言培训机构掀起了几乎全民学英语的浪潮,这个浪潮的发展促使中国的普通民众将英语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以上事实不单单凸显了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国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变化,也说明了那时以西方英语言国家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文化扩张正汹涌澎湃地进行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硬指标。抛弃“铁饭碗”、“下海”和增强购买力成为普通民众的新追求。打开国门之后,中国民众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阿兰·伯努瓦所说:“还有一种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民族主义者会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实质上“全球化”不过是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文化领域,安东尼·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 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甚远的地域连接起来, 即此地发生的事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 反之亦然。”吉登斯的定义不失公允地阐明了“全球化”的真相,那就是跨越地域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受经济发展的导向性影响,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文化更容易输入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进而使得欠发达地区出于自保兴起了文化上和经济上的“本土化”潮流。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说到:“文化的因素和影响……显得不小……世界各地文化特征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然而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各地有一些文化因素与环境无关,它们可能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小的文化因素可能起源于当地的小事、暂时性的事情,然后固定下来,预定了一个社会走向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它们的意义如何是一个有待于回答的问题。”这一论述毫无疑问阐释了地域性文化的自主能力,也就给了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一个相对公平的位置,说明文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对立统一成为理所当然。

  费孝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觉”,尽管这一理论是基于对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考察提出的,希望少数民族文化能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保存,但它立足“全球化”和“本土化”对抗与并存的热潮时期,反映了弱势文化所处的危险境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更加巨大,即使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建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红色文化,在“全球化”散播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势力下也仍然处于弱势。梁漱溟早在新中国建国之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而唯一东方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文化所压迫……”要改变这一处境,在经济上必须发展,幸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削减了西方文化的压迫态势,而在文化上的“自觉”,更提倡积极发挥主观文化的自主性,以建立自身地位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正如戴维· S·兰德斯对于马克斯.韦伯观点的总结:“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所以,“文化自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在文化上的对立局面必然要探寻之“道”,作为形而上的“道”而言,“文化自觉”带有一定的理想化性质,缺乏落到实处的详细论证和具体方法,“文化自觉”仍然需要更具体的“术”来配合。另外,“文化自觉”的理论提出至今已近三十年,时过境迁,必然需要理论的更新和完善,方能与时俱进,更好地指导实践。

  二、“文化自主”之“术”的合理论证

  首先要说明的是何为“文化自主”,即利用文化的自主性能动地实现文化的合理化,使之与社会其它方面协调发展并相互促进。文化的自主性观点来自于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对于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考察,他把社会生活看作为彼此竞争的价值观念形成的多神教,而个人必须在其中作出选择来参与社会生活。基于新教教派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韦伯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禁欲主义教派的条理化生活方式,才能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个人主义’动力成为理所当然,并且使它熠熠生辉。”换言之,他的结论是主观文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新教教派不以暴利为目标,合理地赚钱盈利成为这种文化选择的副产品,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顺利。观点类似的是,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也用实际案例表明:“拖住发展的并不是缺钱,最大的(发展,笔者注)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而所谓的文化的“成熟”必然是与社会发展的其它各个方面相适应。从改革开放至今的约四十年时间内,文化的发展显然滞后于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究其原因: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而言更为紧迫;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本就是从经济开始,可以准确衡量的数值变成了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的社会发展标准,而文化的发展指标则难以用数字衡量。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基础建设,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改革开放后,历年来的GDP指数都让一众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刮目相看,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危机能力表现得相当出色。不能否认政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为中国力挽狂澜,但是中国人先储蓄后消费的主观文化观念也的确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迈克尔.波特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在许多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存的情况下,人们选择什么态度,一国能有多大成就,都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足见文化相对于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达到一个相对“成熟”的合理化程度于社会本身而言非常重要,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必须依靠文化尤其是主观文化的自主性来实现。

  纵观二十世纪关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多数都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所代表的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从实际经验上看,经济增长一向是与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相关联,尤其是紧密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特点是国家实行法治,文化有利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度流动性,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基础,保持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分工。”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优越性,正如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否认之前的封建主义制度曾经带来过长期的繁荣和稳定一样。但是,二十世纪末至今的“全球化”时代是各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约三分之一,且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制度厚积薄发的态势已经展现出来,因此,在新环境和新格局下,探索适应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文化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发展和格局态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集中在《中国的宗教:道教和儒教》一书中,尽管韦伯仍有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所谓“不变”的偏见,但是他关注了中国文化(指封建时期的中国文化,后同,笔者注)如何通过演变而影响中国发展成为异于西方近代的社会模式。韦伯认为中国文化是儒和道相互依存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长期保持封建主义的发展非常有利,而且促使古代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戴维·S·兰德斯认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封建时代晚期,笔者注)的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到了近代,中国人发现,被西方列强冲击的不止是封建王朝还包括儒道文化,这一时期如梁启超、梁漱溟、鲁迅等等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们都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有人支持全盘西化,有人支持复兴儒道,有人倡导西学中用。尽管彼时科学技术上的学习多数以失败告终,外派的留学生也没能够挽回颓势,但探索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思路的确是打开了。紧接着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红色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随之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向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学习成为主要路径。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准入市场经济,将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想追求进一步具体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足本国实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这才使得中西文化在当代的交融具备了实现中国“本土化”的基础。如果将新中国成立的制度选择看作是中国在现当代时期第一次文化上的自主选择实践,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次更加贴合实际地发挥了文化的自主性,这两次基于“文化自主”的重要选择决定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对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关注,他在全球文化地图中将中国划为儒学文化区域,又属于广泛的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区域。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美院购买力平价折算,英格尔哈特将中国划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区域,介于最低和最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间偏低区域。截至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3935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约8122.74美元,进入了人均生产总值5000美元至15000美元的中间偏高区域。基于数据分析,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迅速的经济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经济增长看来正带来朝向自我的价值观的转变……上述调查表明,儒学社会可能比一般人的看法更易于实行民主制。”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千年的儒学文化,而戴维·S·兰德斯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们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有了鼓励而不是压抑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消失,中国现在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推动儒学文化的这条‘龙’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西方迈向现代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宗教的文化影响,而中国自古几乎没有一统天下的大宗教(道教和佛教只是入世之外的一种补充),梁漱溟认为:“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也就是说儒学帮助中国完成了民族文化的统一和传承,进而又在现当代配合制度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回归到儒学的核心,是“伦理”和“礼乐”,“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这两条让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以走上理性之路。儒家的理性是不带有任何宗教避世迷信色彩的,是完全入世的,与社会相关联的(伦理),又非常讲求秩序的,积极求自身提升个人道德水平的一种正念。“礼”统领儒学思想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由内而外的从个人到社会的价值观。个人对于儒学的习得必然来自于代际间的传承和社会的教育,个人习得后又将儒学精神回馈于社会并传承于下一代,如此往复,让“礼”代替神成为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可以说,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包容性都是儒学本身具有的理性使然。儒学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工具理性,儒学的理性是“其不欺好恶而辨别自然明切者”,是一种能够从自身辨别是非曲直的自主性思维,久而久之形成“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儒学在中国传承的结果,因此,可以断言,中国文化尤其是主观文化的自主性具有强大的塑造自身的力量,新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态势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三、“文化自信”之“势”在代际传承

  何以为“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陈述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还进一步强调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阐明了“文化自信”对于中国而言的定义。中国需要修复“文化自信”,其根源是自清末以来被西方文化霸权所震慑而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产生了对于儒学根基的怀疑),之后多年来由于经济和科技在近现代发展上的落后,文化信心始终没能复位,如今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不再落后反而走向领先,此时树立“文化自信”是势在必行的大好时机,且今后国家间的竞争也要更多地依靠文化软实力。

  十九大报告中将“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这样的文化才能支撑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当今的中华文化归结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更为具体的。如果用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当今的中华文化,那么可以分析出其成分应当是以传统文化(儒学为主,释道作为补充)为基础,融入历史发展的文化成分(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等),包容各民族文化特色,并以理性坚守自身和吸纳他者,以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欲完成当代中华文化系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系统的建构仍然必须合理利用文化的自主性,以达到个体乃至群体和民族的“文化自觉”,方能最终实现“文化自信”。

  植根于儒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从个体自身的修养开始训练的,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规范和行为,从而实现群体入世的“礼”制,换言之,即从国民个人素质的提高到影响社会各方面水平的整体提升。言传身教、代代相传和学校教育相互配合是儒学思想流传至今的主要教化方式,代际间的传承还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儒学的传承是随着时代的变更以而变更的,从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它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作为一种强大的主观文化指引,儒学始终坚守理性,因此具有天然的自主性。理性是从不会过时的,也是必须要经过家庭的和社会的教育训练才能够获得的,对于家庭而言是“伦理”,对于社会而言就是“礼”,理性把个体和社会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个体的文化自主性思维的实现就是集体“文化自觉”的呈现。在理性的规训基础之上,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当代文化的融入都倚赖于个人到群体的理性判断,能动地发挥主观文化的自主性,合理吸收有利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部分,坚守自身文化中不变的部分,塑造与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不论当下称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是“中华文化”,它都展现了中国五千年屹立的民族性,反映了一国人民的精神发展水平,彰显了新中国建立后不断强大的国力,并且在代际间的传承中突出了自身文化特色。近年来,留学生的归国热已经取代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出国热,如“华为”等国货品牌的崛起也让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制造有了更多的信心,科技和经济水平的整体进步让中国人成为世界欢迎的游客,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中国人的身份为傲。所以,走向“文化自信”是势在必得的,然而途中更多地需要社会和家庭对于代际间的文化传承予以重视:一方面倚赖多种形式的教育对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合理调整,重塑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另一方面依靠文化自主的力量积累成为民族的“文化自觉”,让每一代中国人对发展中的中华文化都能够认同并且报以热忱。通过“文化自主”积累成“文化自觉”,人人能够对于过往的文化自主选择充分肯定,对于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保持信心,摒弃崇洋媚外的思想,坚信中华文化的智慧,做拥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人!

  (作者系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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