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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发布时间:2019-11-29

从城市博物馆到大学博物馆

 

——陈履生的三问三答

 

  第一问:近几年来文博界专家前往高校任教或者高校博物馆任职,特别是沿海的高校,是不是正在成为了一种趋势?例如,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调任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前往复旦大学任教,西安博物院院长张颖岚前往浙大任教。如果算是一种趋势,那么您觉得这种趋势说明了一种什么现象呢?

  陈履生:文博界的专家或馆长流向大学博物馆正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或者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趋势,可以说明大学博物馆在中国正处于大发展时期。这是大学博物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强的历史过程。而在这发展中既需要专业的人才去指导建设和管理,又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开展相关的教育和活动来带动博物馆在校园中的共识。另一方面,很多大学相继开设了文博专业或者艺术管理专业,也需要有实战经验的博物馆专家到大学去授课,去引领专业发展的方向;或直接去管理大学博物馆。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博物馆在大学中的地位在现阶段有了明显的提升。当然,这与过去大学历史系中的文博课程有一定的关联,也和已有的文博专业设置有一定的关系,还反映出大学与大学中的文博专业正全面走向专业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人才的流动是大学博物馆或者博物馆专业在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的过程,而这种流动实际上一直出现在中国的文博界之中,过去数十年间不仅有大量的文物考古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在博物馆就业,也有大学中的著名教授到博物馆中任职。这种双向的流动,造就了中国文博界和高校的特别的关系。比如原南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朱凤瀚于1998年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后来升任馆长、党委副书记;2005年又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毫无疑问,博物馆的专家或者博物馆的馆长以他们多年对于博物馆的认知或者对于博物馆的研究,到大学从事专业教学,或在大学博物馆从事管理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现在有很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一些文博专业或者是相关联的艺术管理专业的硕士、博士等,回到国内往往会遇到水土不服,因为中国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的体制与传统、管理与方法,都与西方国家不同,他们所学的很多知识与中国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现状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而这样的问题不是短时间所能磨合的。因此,用自己的专家和经验来管理自己大学中的博物馆,或培养文博专业的人才,让这些学生在走向未来的博物馆工作之中能有比较合适的专业基础。显然,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今天,我们在建立中国博物馆学的道路上已经开始迈出了一步,而这正是以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博事业为根基的,大学博物馆则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学博物馆在大学不仅关系到博物馆,还关系到大学的教育;不仅关系到专业,还关系到育人。

  第二问在博物馆工作的业内专家进入高校,能给高校的博物馆建设、管理工作带来什么利好的变化呢?

  陈履生:很多文博界的专家、博物馆的馆长或者是博物馆的管理者等,他们有许多是考古或者是文博专业出身,他们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积攒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而这些经验和知识并不仅是书本上的那些内容,而是在自己工作实践中所摸索和积累出来的针对所在地区文博事业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显然,这些基于经验和实践的具体的内容与学校中一般的博物馆概论或者是文物考古专业的教学内容,有许多是超越了书本的知识和学校所学。因此,在这样一种人才的流动之中,对于大学博物馆的建设、管理工作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和提升。近年来大学博物馆在整个大学建设中的显著变化,是成了一项指标。所以,就有了必须。因为这样一种变化就需要更好的去建设,更好的去管理。这之中人才非常重要,而大学博物馆现在紧缺的是人才。很多大学的博物馆是由大学中的历史或者文博专业的老师去兼任管理工作,而且有一些大学的博物馆没有专职的人员,这就暴露出大学博物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能够调入一些博物馆的专业人才去管理博物馆,相信这会带来整个格局的变化,其中既有大学博物馆之间的比较,又有大学博物馆与所在城市博物馆之间的权衡。如果没有基本的格局,而只是多了一个大学的部门,只是多了一处场馆,那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大学博物馆从没有编制到有了编制;而有了编制就会扩大博物馆的规模;有了编制也可以更多的在专业方面去努力和发展,使博物馆逐步走上正轨,在收藏,研究,展览,教育,交流等多方面显现出大学之大的专业气象。

  第三问:您可能已经关注到重庆大学博物馆陷入赝品质疑的事件了吧?比之于国有博物馆在文物征集、陈列方面管理比较细致,您觉得大学博物馆为何会屡屡出现接受疑似赝品的风波,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陶瓷艺术馆、重庆大学无一幸免。

  陈履生:对于今天的中国各大学来说,建造一定规模的大学博物馆并不是难事,而且从体制上来解决一些编制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大学博物馆不只是简单的部门和编制的设置,或者是简单的盖楼。现在有的大学博物馆的建筑很宏伟,应该说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可是,最为欠缺的是藏品。有一些大学因为没有藏品而四处寻找,这就出现了碰到了什么就是什么的问题,根本不考虑有些收藏与大学的关系,也难以辨明收藏的真假问题。各大学博物馆因为经费有限,都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来获得藏品,偶尔几件可能,更多的藏品或成系列的收藏几无可能,因此,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捐赠。然而,我们必须要正视中国当下的文物和艺术品市场以及收藏的现实。近20年来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尤其是那些遮遮掩掩在古玩城中的文物市场,高度的发达,却良莠不齐、真赝不分,这就说明了在这方面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文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见与不见的沟壑,很难逾越。大学博物馆的异军突起,使得它在接收捐赠方面可能会迈出很大的一步,因为大学有很好的社会名声。基于大学的学术形象以及场馆的优势,需要去填充具体的内容,而接受捐赠就是重要的努力。现实的状况是,大学往往没有很好的鉴定专家,尤其是大学博物馆在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方面往往是举棋不定。显然,依靠社会捐赠来确定自己的博物馆专业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下文物造假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普遍展开,包括很多公立博物馆在征集过程中也屡有上当受骗的事例。毫无疑问,中国的文物鉴定很多是基于经验而非科学的依据,而一旦科学成为一种依据的话,仍然会有人去依靠一些科学的方法来重新制造新的故事,包括推出新的具有科学含量的赝品,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的“量子鉴定”的问题,而一旦说“量子鉴定”,整个圈内就集体失声。因为这一“科学的鉴定”首先否定的是经验判断,但科学的依据在哪里,有没有人去说明。那么,这些问题的屡屡发生显然是与大的社会环境相关。大学要洁身自好,又不能完全摆脱当代比较混乱的文物收藏的现实。那么,如何去避免?又如何去规避?这显然是在考验大学的决策层。显然,综合性大学的决策层与某一家所在城市的公立博物馆相比,他们的经验缺乏,他们的人才缺乏。但是,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专家,懂得规程。可是,当代的专家队伍更是良莠不齐,有的所谓的“专家”连基本的专业伦理都已经丧失,心术不正。更为严重的是,一说“专家”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懂点瓷器的,也对青铜器和书画指手画脚;会做雕塑的,也就成为塑形的陶瓷器、青铜器的“专家”;在博物馆工作的自然就成了博物馆或博物馆学的“专家”,如此等等,其结果大都是上当受骗。如果大学博物馆中已有的一些论证会、鉴定会的资料公开,那一定能够说明现实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博物馆藏品的可信度的建立,正是因为其藏品的来源,获得藏品的途径,决策的机构以及决策的人。所以,现在大学博物馆的高度发展正在考验我们的社会良知,也正在考验我们的专业伦理,考验我们的专家队伍。因此,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方法来遏制赝品流入到大学博物馆中,并杜绝一些人利用大学博物馆的薄弱,趁虚而入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声名,用大学博物馆来洗白自己的那些赝品,从而堂而皇之来显现自己捐赠的崇高。目前这种在中国大学中已经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有关政策去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不管怎么说,大学博物馆不可能真空存在于国家的法规之外。首先,大学博物馆应该到当地的文博机构去注册,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15年2月9日发布、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例”中明文规定的,大学博物馆不能游离于国家的法规之外。